教堂周围是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古树旧屋，没有任何修饰。这地方，离开最近的火车站有十多公里，也没有直达这里的公共汽车。谁要来，只能开车。就在我们徘徊沉思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法国人来到墓前，默默注视着墓石，没有人谈笑，说话声音都低低的，生怕惊动了父女的安眠。这时还开来了两辆大旅游车，那显然是外国的游客。他们走路，脚步也特别轻。

　　离开墓地，我们驶往小山之麓，登上山顶。那双十字架，立在一片草坪上，由许多石块垒成，护以钢筋，有十多层楼高，拔地而起，直指青天，昂然独立，睥睨四野。周围林木森森，纵目远眺，田野和森林，交织着伸向天际。这当然是为纪念戴高乐将军而立的，然而代表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光荣。

　　戴高乐将军是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他为法国政治带来了稳定。政治上的稳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发展。他排除万难，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涛起伏的，最后一次参加公民投票后，就不当总统了，退居科龙贝—双教堂。政府按规定对退职总统提供的费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给他的宅邸，他拒绝迁居；他靠自己的稿费度日，还为了纪念夭折的女儿，把自己大部分的钱捐做儿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后，戴高乐夫人住进天主教基金会办的养老院，不要政府津贴，不要儿女供养（除早亡的女儿外，戴高乐夫妇还有一子一女），不与外界往来。她已79岁高龄。当我们离开巴黎时，她因病入医院，旋即去世。

　　“每当历史最恶劣的时候，我的义务就是把法国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是戴高乐将军的名言。他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然而他还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一个严格按照国家宪法办事的人，一个不要特权的人，一个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杰出政治家、法兰西民族的伟大战士，他来得光明，去得清白，丰功伟绩，皎皎晚节，永远是法国的骄傲。

　　暮色苍茫中，我们驶返巴黎。我们惦记着那盆洁白的菊花。在戴高乐将军父女墓前，除了那一瓶，别的花是不让放的。但是在他墓的斜对面，有一大如圆桌面的平台，上面放着几块戴高乐将军的战友和其他人送的大理石纪念牌。我们的菊花就放在一块镌有将军姓名的石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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