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散文注重创造一些可以成为quotable警句：“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让旧的好”。二钱先生闳识孤怀，标一义，创一例，下笔放眼，灿灿然若有古今中外人之在我面前。加上那些字字珠玑的警句，什么深奥的道理一经他点拨，立即悟解。《随园诗话》说：“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钱先生的大笔正是红炉上的一点雪，立刻融化，读来痛快！他对自己说过的一些很妙的话，似乎相当得意，在不同情况下加以引用。《〈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里有一段说：“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这篇序文是1982年8月写的。其实，早在1981年4月6日《答某记者问》的记录里，钱先生已经提出过这个论点了。记者当时建议钱先生还可以写一部回忆录，钱先生回答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

　　你以为怎样？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三语言文字是大家有权共用的工具，钱先生说那是比苏维埃实行共产主义还要早”“的共产。文字就那么一堆，看谁有本事将之堆砌成有深度的句子，集句成章。钱先生散文字字有脑，而且新鲜，魅力无穷，那正是《随园诗话》说的“诗贵翻案”了。钱先生熟读《随园诗话》，文章里引了不少，《论俗气》里引的一句是：“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袁枚说：“神仙，义称也；而昔人云：‘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杨花，飘荡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写文章最难是引述各家的话来撑起自家论点，处理失当，必成獭祭，酸气逼人。钱先生进出人家厅堂总是潇潇洒洒的，沏茶聊天都带“家常体”（familiar论补白报纸杂志上偶然会有空白的地方，需要用一些文字补填上去，美化一番，这就成了补白。补白有时是摘一句英雄高僧的话，有时是抄一段文豪名家的句子，甚至一首小诗一则笑话，也未尝不可以剪来做补白。有的补得很雅，有的补得很俗；有的读起来使人想到立正敬礼，有的读起来比大文章还要耐人寻味。总之，这是一种艺术，一种学问，就像壁上挂的字画，架子上摆的小摆设，虽然没有什么大道理，”“倒也有些小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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