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到果园去，开门的工人对我说：

“这园子归公了。”

“虞先生呢？”

“和我们一样了。”

这个工人不是最初就不称“吾先生”的那派，也不是到后来仍坚持称“吾先生”的那派，大约是中间顺大流的。

我想虞先生不会变成“工人阶级”，大约和其他工人那样，也算是园子里的雇员罢了，可能也拿同等的工资。

一次我看见虞先生仍在果园里晒太阳，但是离果子摊儿远远的。他说，得离远远的，免得怀疑他偷果子。他说，他吃园里的果子得到市上去买，不能在这里买，人家会说他多拿了果子。我几次劝他把事情看开些，得随着时世变通，反正他照样为自己培植的果树服务，不就完了吗？果园毕竟是身外之物呀。但虞先生说：“想不通。”我想他也受不了日常难免的腌气。听说他闷了一程，病了一程，终于自己触电去世。

没几年果园夷为平地，建造起一片房屋。如今虞园旧址已无从寻觅。

忆高崇熙先生

高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大家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难合。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我们夫妇尽管不善交际，也和他们有些来往。我们发现高先生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大约一九五○年，清华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厂，高先生当厂长。他们夫妇迁进工厂，住在简陋的办公室一般的宿舍里。我们夫妇曾到他新家去拜访过两次。

一九五一年秋，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我们忽然高兴，想出去走走。我记起高太太送了我鲜花，还没去谢谢她。我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当时三反运动已在社会上发动起来，但是还没有转为思想改造运动。学校里的知识分子以为于己无涉，还不大关心。

我们进了工厂，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高太太进城了，家里只高先生一人。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我们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并不欢迎。他勉强请我坐，拿了两只肮脏的玻璃杯，为我们斟了两个半杯热水瓶底带水碱的剩水。他笑得很勉强，和我们酬答也只一声两声。我觉得来得不是时候，坐不住了，就说我们是路过，顺道看看他们，还要到别处去。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高先生并不挽留，却殷勤送我们出来：送出客堂，送出那条走廊，送出院子还直往外送。我们请他留步，他硬是要送，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我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的，他站在那人旁边，目送我们往远处去。

来源：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