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他讲的课文采飞扬，充满了哲理，深受学生青睐；他写的文章洋溢着诗情画意，散发着睿智与众不同的思想，每每付诸于报端。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一些被我称为“小尾巴”的学生。

夜阑更深，门外秋虫呢喃小唱，房间里却鸦雀无声，几个人躲在一边拭目以待。只见桌子上摊开了纸和笔，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在房间里踱步，他以中指和食指夹着一只香烟，云遮雾绕之中，剑眉拧成了疙瘩，眸子闪烁着智慧的火焰。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回到桌前，奋笔疾书，随后，昂起头富有感情地朗读，大家拍手叫好，众星捧月一般围拢上来。这是我童年生活里最熟悉不过的情景，犹如电影蒙太奇式的镜头，扣人心弦。

母亲坐在炕上纳鞋底，时不时地用锥子拨亮摇曳的小油灯，脸上流露出会心的微笑。我从被窝里探出头，睁着懵懂的眼睛，看着父亲和朋友还有学生在一起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小孩子的心里荡起了美丽的涟漪，一半是幸福和自豪，一半是憧憬和向往。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们一家人蜗居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的茅草房，除了几本书，家徒四壁，比刘禹锡还要清贫，可隔三差五，总有贵客临门。吟诗作对，舞文弄墨，喜气洋洋。父亲如痴如醉，沉浸在且歌且舞的状态，母亲忙碌于茶饭，满面春风，乐此不疲。我不是趴这个人的肩膀头，就是从那个人的腋下钻过去，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怀揣崇敬之情，去聆听去欣赏，直到瞌睡虫捣乱，上眼皮和下眼皮闹了罢工。

那年那月，人有话不敢说，有事不能干，恨不得从后脑勺生出一双眼睛来，好提防小人暗算，大家人人自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使说了话，做了事，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父亲母亲为自己和他人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开掘出一块乌托邦式的乐园，庆幸之余也不无顾忌。白天，以文会友，尽量压低声音，出入分开走；夜晚，师生交流，想法遮蔽灯光，派人轮流望风，小心谨慎的样子一点也不逊色于白色恐怖之下的中共地下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浩如烟海，深邃无比，异彩纷呈的世界，占据了一个小孩子的心灵。虽然不谙世事，但是我觉得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走出来的每一个人物，不论贾宝玉、阿Q还是于连·索黑尔，都远比当时那些文攻武卫、批林批孔的活跃斗士更加可爱，小人书、手抄本，大部头，手不释卷，心驰神往，幻想着将来有朝一日能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儿。

因为父亲的关系，从小学到中学，我不断把老师摊派的任务带回家，父亲总是来者不拒，稍作思考，笔走龙蛇，无论演讲稿、批判稿，还是团体操的解说词、婚礼的主持词，不消一袋烟工夫，便立等可取。当老师和同学啧啧称奇的时候，子凭父贵，我飘飘欲仙，忘乎所以。小学四年级，依安县的乌裕尔河大桥建成竣工了，我信手涂鸦写了一首诗：“大桥好！ 大桥好！汽车能在天上跑，备战备荒为人民，永保江山牢又牢。”“虎父无犬子！”老师的谬赞让我不知天高地厚，把自己的处女作举过头顶，仿佛打着一面大纛旗，威风凛凛，一路走回去，可是父亲却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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