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的头头是从前的商人。他们曾买卖呢绒或种子。油脂或肥皂,后来顺应时势当了军人,由于富裕或者留着小胡子而被任命为军官。他们身穿法兰绒制服,挂满武器和饰带,开口说话声大气粗,时常讨论作战计划,以为只有他们假充好汉的肩膀在支撑着垂危的法兰西。不过,他们往往担心自己的战士,这些人十恶不赦,经常无法无天。奸淫掳掠。

听说普鲁士人就要进入鲁昂(法国西北部城市,在塞纳河北岸。)了。

两个月以来,国民自卫军在附近的树林里十分小心地侦察。一只小野兔在荆棘丛里动弹,他们都要准备战斗,有时把自己的哨兵都打死了。现在他们都回了家,他们的武器。军服,以及从前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法国古里,１法里大约相当于４公里。)之内的路程碑的凶器,都忽然无影无踪了。

最后一批法国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要经过圣塞韦尔和阿夏尔镇到奥德梅尔桥(法国城市,在鲁昂西部,塞纳河南岸,此处指法军向南溃退。)去。将军绝望地走在队伍的后面,他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残兵无能为力。一个具有传奇般的勇气。习惯于胜利的民族,竟然一败涂地,连将军本人在这场大溃退中也惊慌失措,夹在两个副官之间向前走着。

然后是一片沉寂,城市在恐惧之中默默地等待着。许多大腹便便的市民,由于计较生意上的得失而变得谨小慎微。他们焦虑不安地等着战胜者,唯恐厨房里的烤肉铁扦或大菜刀会被当成武器。

生活似乎停止了,店铺都关了门,街道静得吓人,偶尔有居民外出也是贴着墙边匆匆走过。

与其这样焦虑不安地等着,倒不如就让敌人来吧。

法军走了之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些枪骑兵(旧时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的一个兵种。),迅速地穿过了城市。片刻之后,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从圣凯瑟琳的山坡上下来,同时,在通向达纳塔尔和布瓦吉尧姆的大路上,也涌现了另外两股侵略军。这三支部队的前卫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厅广场,德军从附近的所有街道上一批批地开过来,路面在他们沉重而整齐的步伐下喀喀作响。

用陌生的喉音发出的口令声传进了家家户户,这些房子就像无人居住一样毫无动静,但是在关闭着的百叶窗后面,却有一双双眼睛在窥视着这些获胜的人。根据"战争法",他们成了城市及其生命财产的主人。在遮得黑乎乎的房间里,居民们惊恐万分,就像碰上了洪水和强烈的地震,面对这类毁灭性的灾难,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都毫无用处。因为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被颠倒过来,由人类的法律或自然的法则所保护的一切,被一种是非不分的。残酷的野蛮所摆布,以至于人们不再有安全感的时候,便会使人产生同样的感觉。地震把整个民族压倒在坍塌的房屋之下;泛滥的江河卷走淹死的农民。家畜的尸体和屋梁;因胜利而自豪的军队屠杀自卫者,把其他人作为战俘带走,以军刀的名义抢劫,用炮声来感谢上帝;这些同样可怕的灾祸,都与对永恒正义的一切信仰大相径庭,使我们无法按照教育来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但是每家门口都有小分队在敲门,而且一进去就不再出来。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被征服者的义务开始了:要对征服者显得和蔼可亲。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一旦最初的恐怖消失,便出现了一种新的宁静。在许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房东同桌吃饭。有的军官往往相当有教养,礼貌地对法国表示怜悯,声称讨厌这场置身其中的战争。房东感谢他有这种看法,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会需要他的保护。把他应酬好了,自己负责提供给养的人数也可望减少一些。既然什么都要靠他,又何必伤害他呢?那样做不是勇敢而是鲁莽。鲁昂的市民曾以英勇的保卫战使城市威名远扬,现在却不再这样鲁莽和冒失了。他们还认为,根据从法国式的礼节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理由,对于外国士兵只要不公开表示亲近,在家里待之以礼则是完全允许的。在外面互不相识,在家里一起聊天,德国人每天晚上在壁炉边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城市逐渐恢复了常态。法国人还不大出门,普鲁士的士兵却挤满了街道。身穿蓝色制服的轻骑兵军官们,在大街上傲慢地挎着军刀,但尽管如此,与去年在这些咖啡店里喝酒的法国轻骑兵的军官相比,他们对普通市民的蔑视似乎并不更加严重。

然而空气里却弥漫着某种东西,某种难以捉摸的陌生的东西。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异国气氛,犹如一种散发的气味,侵略的气味。它布满了家家户户和一切公共场所,改变了食物的味道,使人感到正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在野蛮而危险的部落里旅行。

战胜者们常常要钱,要许多钱。居民们总是照付,反正他们都很富裕。不过,一个诺曼底的商人越是富有,在眼看财富一点一滴地流入别人手中时就越是心痛。

这时在离城两三法里通向克罗瓦塞。迪埃普达勒或比埃萨尔的河流的下游,船员和渔夫常常从水底捞上来某个德国人的尸体。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有的是被拳打脚踢。脑袋被石块砸碎而死的,也有的是被从桥上扔进了水里,这些尸体在军服里都已发胀。河里的淤泥埋没了这些默默无闻的。野蛮而又合法的复仇。这些无名的英雄主义。悄然无声的袭击,它们比大白天的战斗更加危险,却没有引起轰动的光荣。

来源：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