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看到了他家的情景：正面是一张大床,旁边靠墙是一张小床,小床的一半伸进一张方桌的下面,睡在这张床上的人（就是路翎）得把腿伸到桌子下面。地当中有一个煤炉,一大堆煤灰,靠另一边墙有一堆白薯,还有两个粮食口袋。屋子里高高横着几根铁丝,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家里没有衣柜,没有凳子,也没有皮箱之类,有几个衣包摞在大床的墙角。我和路翎坐在小床的床沿上。大床、小床的边上都搁着几张干干净净的麻袋片,想来是怕把床单弄脏。

　　我紧握路翎的手,并肩坐着。我看着他,他并不看我。我说：“身体还好吗？”“还好。”他的嘴撅得很高不住地嚅动着。牙齿一定已七零八落了,面颊陷落很深。曾经在朋友中最有魅力的大眼睛,如今就像湖北省咸宁那个干涸了的向阳湖。沉默了半天,他从床上拿起一个装旱烟的柳条笸箩,用一小块报纸卷了个大炮,抽起来了。

　　路翎的帽檐压到眉头,看不见他的眼睛。我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他由着我,只顾有滋有味地抽他的烟。他的头发已经半白,有些稀疏,如秋天枯败了的草。二十多年前,他的头发又黑又浓,讲话时头发有如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

　　路翎对我说,他要把余明英喊回来。他习惯地又把帽子戴在头上,慢慢地走出家门。不一会工夫,余明英和他一块回来了。余明英变化比路翎小,一眼还能认出来。她赶忙用一个粗瓷饭碗给我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抱歉地说：“家里有好多年没有茶杯了。”她把带来的一个小纸包搁在方桌上,打开,里面是些糖块,“牛汉,吃糖。”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吃糖。沉默一会之后,我问她家孩子们的情况,她长长地喟叹一声,说：“都耽误了。二女儿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我也把我们家这些年来的状况略略说了。两家情况没有什么区别。我跟余明英说话时,路翎一个人咯嘣咯嘣地吃起糖块来,他一口气把十几块糖几乎吃光了。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好像没听见似的一句话没说,他的面孔毫无表情。连我都想像不出来,路翎这许多年来是怎么活过来的。他的性子比我还暴烈,因此,比我经受的苦难要多。现在他全靠街道每户一毛钱的清洁费维持生计。

　　因此,这时,我突然觉出,路翎家里看不到一本书。我就问路翎：“书呢？”余明英代他回答：“早没了,一本书不剩了。”我又问：“他自己的作品也一本没有了吗？”还是余明英回答；“一本书也没了。”她没有作任何解释。我对他们说,我家还有一些路翎的书（我老伴千辛万苦保存下不少书）,下次来时把它们都带来。路翎仍安静地坐着,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年来,路翎不但跟文学界没有什么联系,跟书也不发生关系了。这不止令人感伤,简直是想像不到的事情。过去朋友们在一起时,路翎的话最多,也最吸引人,谈他的作品,谈他遇到的有趣的事。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眼前的这个路翎是一座冷却已久的火山。过去我们口里常常说“绝望”,此刻才晓得。那不是绝望,只不过是一般的失望而已。

　　告别时,路翎和余明英送我到大门口。我们紧紧地握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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