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时常在思索着在阶级社会里如何做人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不然，就会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然而这又谈何容易！80年代以来，巴金老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大力提倡说真话。我在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我说：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是根据我个人对生活的观察而做出的。

　　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随着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一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还是死在监牢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能保住这一原则，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文革”中，我敬佩那些不拉山头，不参加打砸抢的逍遥派。政治上，在逆境中宁可当个灰色人物，也不可当急先锋。

　　人生是大海。就得学会掌舵。要根据自己的旨趣、条件和爱好来确定航向。最没出息的是随波逐流地混。得学会辨别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过眼浮云。我认识并结交了不少文艺上大有成就的朋友，还没见过一位是把眼睛盯在稿酬或名位上的。拿到一笔稿酬后约上几位知友吃上一顿是常事，但这只是结果而不可是动力。写作最大的报酬是看到所写的变成了铅字，让千百读者分享自己所恨和所爱的。

　　人，只能活一次。这是外国交通警对行人的警言。在生活中，我们都是旅人，所以这也适用于每个人。做到完全无悔是很难的，尽量少做日后会悔恨的事却是可以做到的。

　　1994年新正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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