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大家这么忧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抱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九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在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吗？（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不知道。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反正我是无国籍。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他们得召雇佣兵。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我的运气就来了。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一九四九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后，正当我急于离开上海之际，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瞥见了一线曙光。同时，在国外漂泊了七年，实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杨刚的鼓励下，就写信回绝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龙花墟道寓所里改着《中国文摘》的稿子，忽然听到一阵叩门声。哎呀，剑桥的何伦教授气喘吁吁地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释说，是报馆给的地址。然后坐下来，呷了一口茶，才告诉我这次到香港他负有两项使命，一个是替大学采购一批中文书籍——他是位连鲁迅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的《诗经》专家，另一项是“亲自把你同你们一家接到剑桥”。口气里像是很有把握。他认为我那封回绝的信不能算数，因为那时“中国”（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国）还没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战役后国民党败溃的局面）。他估计我会重新考虑整个问题。

在剑桥那几年，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汉学家对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还同他度过一个圣诞夜。他一边切着二十磅重的火鸡，一边谈着（诗经）里“之”字的用法。饭后，他那位曾经是柏林歌剧院名演员的夫人自己弹着钢琴就唱了起来。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

可是当时他所说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所渴望着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在重生，我不能在这样时刻走开。

两天后，这位最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一坐下他就声明这回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以一个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的老朋友来对我进行一些规劝。他讲的大都是战后中欧的一些事情：玛萨里克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国案啦。总之，他认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没有好下场。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食指声音颤抖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随说随戏剧性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腕上的表说：“我后天飞伦敦。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答。”对于我说的“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声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个毛茸茸的指头逗了一下摇篮里的娃娃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