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父亲用他有理有据婆口细心的劝说，化解了一场将要发生的流血事件。

在没有化解这场流血事件以前，俩个村的人明明都认识，可是相互看见谁也不搭理谁，就好象遇见陌生人一样。

只从父亲化解了这场风波以后，和以前的情景就大不一样了。

没过几天，南松山的人要去赶酒馆集，我村是南松山村人去赶酒馆集的必经之路，当南松山的人走到我村时，大老远我村的人就喊了：“老哥，去赶酒馆集吗？”南松的人一边答应着，又一边问我村的人：“老弟凑个伴，跟看我去赶集吧。”我村那个人说，老哥你在这等我一会，我回家拿个篓子，顺便拿两个钱。不大一会我村那个人拐着篓子和南松山那个人一起开始向酒馆集走去。走了几分钟，我村那个人掏出一包旱烟，对南松那个人说：“这是我亲戚回来捎的关东烟，你卷着烟抽几口看看怎么样。”南松山那个人笑着说：“老弟这关东烟就是不一样，又香又好抽，谢谢你老弟，跟你沾光了。”过了一会，南松山那个人对我村那个人说：“你村那个吕华真不简单，俩个村的矛盾被他三言两语就化解了。”我村那个人说了：“你知道吕华叔是干什么的吗？”南松山那个人说：“不就是个老干部吗？”我村那个人又说了：“吕华叔是个老干部不错，但详细情况你就不知道了。”南松山那个人又说，别留一手，说给咱听听，咱也好长长见识。我村那个人说：“除了你村李臣之外，在这十里八村，吕华是第二个加入党组织的。听别人说他是1937年入党的，老资格老革命的，当然有威望有威信。”那位南松山的人伸出大拇指说：“老八路就是老八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次我算是五体投地佩服吕华叔，了不起，好样的……”

在没有化解俩村的矛盾时，除了俩村看见对方不搭理之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对方对你多少钱，谁也不敢去伺侯对方。更谈不上俩个村大型合作了。化解这个矛盾不久，俩个村的人慢慢开始逐步你来我往了。随着俩个村人员的不断走动，俩个村的人也开始密切起来了。并且搞起了合作，拉石头拉沙互相帮忙，盖房子你来我往，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又恢复了往日热闹的气氖了。

更让人高兴的意想不到的是，以前俩个村的青年人谈恋爱，那有不通风的墙，其结果双方的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俩个村的矛盾也不允许青年人谈恋爱，好似一张不成文的规定。随着俩村的不断来往，在媒人的串通下，俩个村的青年又谈起了恋爱，各自的父母也不阻拦反对了。往日的冤家变成了儿女亲家，父亲在九泉之下得知这一好消息，我想他一定会欣慰的……

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一直放在家里。当时的老支书贺先茂几次跑上跑下，镇里县里也不知跑过多小回，最后经村支部大会全体党员大会一致通过，父亲的骨灰盒安葬在村烈士陵园。我的先茂老叔，我替我们全家谢谢您的良苦用心。

那些年我们回去给父亲扫墓时，当我们走到父亲坟前，坟前己摆放了好几束鲜花，我们四处打听好心人的下落，但都是守口如瓶石沉大海毫无音讯。现在我猜想，是不是乡亲们为了感激父亲化解那场风波而由衷地为他献花呢？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但有一条，肯定是父亲为乡亲们做了善事，这是毫无疑问和不容置疑的。

1968年春天，云南锡矿(当时全国最大的锡矿)原党委书记被革职，正在接受审查。同时有人诬陷他是特务，说他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那位党委书记向工作组写了一份详细的入党经过，并且说吕华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要求工作组来牟平给他调查取证。

不久，云南工作组来到了牟平党校，党校的同志又领着他们来到了牟平人民医院。那些日子父亲的膀胱癌己经是晚期了，不巧那几天父亲正处在昏迷不醒状态，工作组的同志又在医院等了几天。过了几天，父亲的病情有所稳定，头脑也相对清晰起来，就叫我母亲把云南工作组的同志叫来。母亲说，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你自已都自身难保，算了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老伴你太不近乎人情了，我当年介绍入党的那位同志正在接受审查，蒙受着不白之冤，云南工作组有千里迢迢来找我，要我出示证明，这我总不能一腿二六五吗？我的对得起良心。”母亲还是未动身，父亲不满意地说：“老伴你不要害怕，一切由我负责，我最起码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立场我还是要坚持的。”父亲喝了一口水继续说：“我不能象有些人贪生怕死，明哲保身，阴一套阳一套，甚至在背后给自己在一起生死与共的战友捅一刀，偏偏违着良心编瞎话，说自己的战友和同志是叛徒特务，那他是什么？一点共产党员的形象也没有，丧心病狂真令人发紫，这简直是狗戴帽子人的不是，真给共产党人脸上抹黑。我不怕，战争年代我们天不怕地不怕，为革命无所畏惧。怎么到了和平时期，却前怕狼后怕虎，狼心兔子胆。老伴我不怕，大不了关我几天。但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党一定能为我们的同志和战友申冤昭雪。”

母亲听完了父亲申明大义的讲话后，二话没说，把云南工作组的同志领到了父亲的病房。父亲叫母亲扶着他，尔后向工作组做了详细的汇报，并真实地把云南锡矿那位党委书记什么时间入的党，以及那位党委书记的政治表现一五一十地做了介绍，最后用颤抖的手在工作组的记录本子上写下了，入党介绍人：“吕华，并盖了手印。”

云南工作组的同志拿着父亲的证明材料回到了云南，不久那位党委书记才得到了平反。

云南工作组的同志走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父亲就病逝了，走完了他48年的人生历程，用他对党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对战友和同志高度负责任的态度，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画上了他一生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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