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中旬的一天，母亲拉板车时，发现一位小伙子从坡上放重车失去了控制，小伙子眼看就要被重车拥倒，车前还有两个吓呆了的小孩。娘见后，急忙冲到车前，用肩膀死死顶住车把。小伙子和两个孩子得救了，母亲却被重车拥倒，1000多斤的重车碾过她的颈骨。从此，身强体壮的母亲成了终身瘫痪。十几年来，母亲瘫痪在床，从没有为此而说过一句后悔的话。有人劝母亲：“你是为救人负伤的，应该让被救者的单位养活你一辈子。”母亲总是说：“我已经是个废人了，还给上级找麻烦干啥。能把人救出来，比什么都强。”弟弟、妹妹能够继续求学，我主动向爹提出退学。当我离开了带给我欢乐和理想的学校，离开了谆谆教诲我成长的老师，离开了朝夕相伴的同学们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虽然非常痛苦，但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挺着胸脯走向社会的。因为，我胸前有一枚闪闪发光的共青团团徽。我虽然合上了学校课桌上的书本，却又翻开了社会这本大书，我要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用实际行动为团组织争光，决不辜负老师的一片心血。

　　比金子还要重的由于“左”的破坏，祖国曾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我并不为我个人和家庭所受的委屈、磨难而怨恨。相反，我为我能够和祖国一道承受灾难而自豪。苦难可以使人倒下，也可以令人奋发。艰苦的生活也曾使我迷惘、彷徨甚至绝望。但是家庭的影响、学校的教育以及社会上千千万万用汗水为祖国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实践，使我认定了一个道理：情操的高下，不在于社会地位的高下；对祖国责任的大小；不在于从祖国获取利益的大小，人生道路的选择，更不在于生活是安逸舒坦，还是艰苦曲折……后来，我曾和其他几位待业青年一道卖过糖果糕点。一次遇到了几个原先的同学，一个女伴顺手拿了几块糖招待他们。待同学们走后，我悄悄垫上了糖钱。

　　我还在街道小厂干过临时工。厂长见我有文化，让我当出纳。有几次厂长拿白条来报销，我认为不符合财经手续，坚决顶住不报。厂长生气了，说：“你不给报销，就让你下车间。”我说：“就是解雇我，也不能破坏财经纪律。”第二天，我主动下车间劳动。我平时胆子非常小，跟生人说话都脸红。但一遇到这种事我却一点不怕。我想，人只要立得正、站得直，靠劳动吃饭，不搞歪门邪道，到什么地方也胆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的错案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银行工作。后因年纪大，办了退休手续，让哥哥顶了职。弟弟前年光荣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银行为了照顾我们家庭生活，又让我和妹妹到银行当临时工。三中全会的甘霖点点滴滴滋润着我们干渴的心。再苦再累从不掉泪的娘高兴得直哭。父亲兴奋得连话都说不好了，总在唠叨：“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20多年了，还惦着给我平反。

　　只有共产党能做到这点。”我到银行上班时，爹特意让我买了一身新衣服穿上，佩戴上崭新的团徽。爹说：“银行的票子是成堆的，可是人格要比金子还重啊！”

　　当我第一次从金库领出一捆捆人民币时，我的心在微微发颤，我知道我接过来的不仅是一捆捆的钱，而且是国家对一个青年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比金山还要重的！

　　有人说：为了每月26元钱的工资，一个临时工去拼命是不值得的。我说，为了比金子还要重的祖国的信任、共青团员的人格，我就是死10次，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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