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贵族入关，是以马上得天下的。连年征战，在屠戮千万汉族人民的同时，自然也杀害了不计其数的汉族知识分子。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一手制造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血案中，着实死了许多文人。江南士大夫，在“留发”与“剃发”的斗争中，以头发作为民族气节的标志，也有不少以身相殉。当时南明士大夫中如有入仕清朝的，例如钱谦益等人，就被斥为变节的“贰臣”，为人所不齿的。

　　但是，到了康熙年间，政局已经稳定，特别是平定了三藩的叛乱，清政府似乎就改变了主意，更多的用笼络、礼遇、开博学鸿词科对待汉族士大夫、实行新的知识分子政策了。实行这个政策，看来是有决心的，因为皇帝本人就开始学汉字、做汉诗。先不说他字写得如何，诗做得好坏，这种做法，总是符合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而是正确的。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对被他用武力征服的大民族先进的文化，比本民族悠远和丰富得多的文化，不是采取排斥、歧视以至消灭的政策，而是学习、消化、继承，为我所用。从这一点上说，爱新觉罗·玄烨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胆识，远远超过了蒙古族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迫害，“七优、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在娼妓之下，仅仅比乞丐高一等。这自然是对付汉族文人，若是蒙古族知识分子，那必定是官吏，不在此列了。

　　于是，如我们看到的，在清朝初年，聘任汉族知识分子当官以至当大官，满洲宗室贵族学习汉文，同汉族文人交朋友，就成为一种风气。纳兰性德以贵族公子身份，能对唐宋名家词有独特的研究，《饮水集》中的词作竟被王国维推崇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不仅由于人们评论的“天资超逸，然尘外”、“天分绝高”，更在于当时那种风气。他又充当过康熙侍卫，时常随从扈跸。“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校猎，夜必读书。”（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像他随康熙来塞外时所写的“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蝶恋花》“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长相思》以及许多寄情悼亡之作，置之两宋词集中，也是可以名列前茅的。

　　当然，就汉族知识分子说，许多人为几千年来的华夏正统观念和剥削阶级的民族偏见的羁缚，总是念念不忘已经覆灭的朱明王朝，有意无意地为它唱挽歌。比如一代诗家吴伟业，以明朝的进士入清当国子监祭酒，在他后期作品如《圆圆曲》中，仍要委宛地避开满族入主中原这个重大史实，而在去世前写的“绝笔词”里，仍写下“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时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这样充满怨艾悔恨的字句。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说是大动乱大变革中知识分子一个悲剧性的插曲吧。

　　顺便说一句，这种正统观念和民族偏见仍然或多或少地闪动在近人的作品里。如柳亚子先生在南社时期的诗作，痛斥慈禧，只因为她是“胡虏”；而对南明几个流亡小朝廷，仍恭敬地称他们的庙号。这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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