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关东地区先后沦为俄、日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对这一地方的管辖权。民不聊生，田园荒芜，一些游手好闲之徒或家破人亡、无以生计的苦难平民，或战场上死里逃生的散兵游勇，啸聚而起，开始了土匪生涯。有人将关东的土匪划为四种类型:
一种是纯胡子土匪。这种土匪是马贼中的不逊之徒，专事绑票。他们大多为地痞流氓，放弃正常的职业和家产，利用封建会道门结成团伙，肆意绑票撕票，残害老百姓。为了劫夺一枚金戒指，他们能残忍地砍断人的手指。
一种是兵匪。其首领多是被招安的土匪。他们常常指挥部下便服出山，捞足财物后再回到军营。
一种是日匪。这类土匪中有些人是日伪时期的汉奸，有些人是日裔土匪。
一种是绿林土匪。这类土匪多半是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他们不满富豪的欺压，步入绿林生涯。这类土匪早期有严格的规矩，信守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宗旨，专事砸窑——抢富贵人家的财物。
关东土匪的活动主要是在夏秋两季。这是关东高纬度高寒地区的气候特性造成的。当植物生长茂盛时，就为土匪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掩护。而到了冬季，土匪活动明显减少，多数土匪潜入城内避风歇息。
关东土匪有着较严格的组织结构。其内部分工明确，各绺之间相对独立，互不相扰。土匪的头目叫“大掌柜”，也有叫大当家的，或叫大哥。土匪中的基本成员是“马崽”，以兄弟相称，在行动中绝对服从上级指挥。“炮头”是土匪中的小头目。多数“炮头”是神枪手，枪法极准，胆子也大。“粮台”是土匪中主司粮草的小头目。这类角色多由熟悉当地情况、算盘好、心眼机敏的土匪担任。“小香”是土匪中担任警卫任务的小头目。流动性较大的土匪队伍每到一地，即由“小香”委派“鼠子”去设卡放哨。“翻垛的”是土匪队伍中的军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此人一般通天文地理，常常利用宗教的名义为大掌柜择日出击，或鼓动鼠子们拼命行动，达到某种目的。“秧子房”是专门处理绑票的土匪头目。“秧子房”本身就是关押绑票肉身的地方，所以专管这类事物的头目也被叫做“秧子房”了，这类土匪狡猾并且心狠手辣。“花舌子”是土匪中的联络官。通常在绑票后向其家人送信件。这类土匪能言善辩，利用各种招数恐吓肉票的家人付清赎金。“插签的”是侦察兵。常常独自行动，多半是乔装打扮，到准备攻击的窑中去侦察虚实。“字匠”又叫先生。是土匪中耍笔杆子的人，一般都能写一手好字，有的还会刻印章，专门从事土匪内部的文中事物。
上述的八种人在土匪队伍里称为“里四梁”和“外四梁”，通常又称这八种人为“八柱”，也是土匪中的中坚力量。土匪中的“大掌柜”的与“四梁八柱”及“崽子”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大掌柜”的领导地位是十分明确的，但一个有威望的“崽子”又可以制约“四梁八柱”甚至“大掌柜”。当上下关系紧张时，“大掌柜”常常用金钱来化解矛盾，化干戈为玉帛。也有“崽子”们造反的时候，个别“掌柜”的就是在内讧中被“崽子”杀死的。
土匪劫掠钱财的方式是以武力强行攻入豪绅富户之家，这种行动，称“砸窑”。攻进去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
窑有“软窑”、“硬窑”和“响窑”之分。“软窑”是指用柳条子、木板杖子夹设的院落，四周没有碉堡炮台。但往往在屋角、马圈、道栅和猪圈里设有“暗枪”，也有设置地枪来自卫的。这样的窑顶多是些小康人家，虽说积攒了些家产，但还不够富，修不起坚固的院墙和炮台，防守能力很弱。“硬窑”是指砖砌起或土打的大院，四周有炮台，安置枪眼，有花大价钱雇来的胆大艺高的炮手专职护院，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这通常是乡村中富得流油的大户豪门。“响窑”又称“红窑”，是指那些常挂小红旗的大院。这类人家大多是乡镇富户、店商铺号、油坊、烧锅、粉房等作坊，自家修筑比较坚固的高墙大院，四周围墙安设炮台、枪眼，雇佣武装职业人员（炮手、炮勇）自卫。他们既怕土匪来砸窑，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武装，于是就挂出一面红旗，绑在烟囱上， 意思是可以来砸。这是吓唬土匪。对这些响窑，一般小股土匪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弄不好，窑没砸响，弟兄的命还要搭进去几条。再者，这类大户常常是地方豪强、士绅，其人或子弟往往与军方或官署有联系或有某种关系，甚至有财力买通了某股巨匪。土匪往往还是选择红窑作为攻打的目标。因为这挂红旗的窑虽然难打，但油水也特别大。土匪经不起这巨大的诱惑，愿意舍本做大买卖；也是遵从“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先把那挂着红旗向绺子示威的窑给砸了，可以收到惩一儆百的效果。
为了砸窑，特别是为了砸开“硬窑”和“红窑”，土匪很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为此，必须事先派专司侦察情报的人——“插签的”去探地枪。这是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探好窑的内部情况，砸窑就开始。砸窑的当天，就由“翻垛”的（匪帮里的军师、参谋）看好黄道吉日，然后出击。砸窑往往在夜里行动，土炮一响，群匪在炮头带领下猛攻。有怕死怯阵的，就当场“插”了他（枪毙处死）。如果谁立功，回去就披红授奖。
砸窑是不容易的，每次都扔下一些崽子。如果砸响了（进去了），就花天酒地，残害百姓。让老头和小孩给遛马，女人给他们做饭，要吃啥饭自己点。衣食足，施淫欲。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女人。有时为了争一个女人，匪徒间往往相互争执不下，甚至撕打。
砸窑之后，匪徒往往不会停留太久，以防备官兵围剿。常常是吃喝玩乐一通，带上值钱的东西赶紧“滑”（撤走）。
有时碰上硬窑，如里边“枪头子硬”，打不进去，但也想方设法硬攻。有的在爬犁前竖起草把子，上边浇上水使其冻成冰，造成屏障，人在屏障后面驱赶着马爬犁前进射击。还有的将豆饼垛在爬犁前面，再在豆饼表面浇上水，使其冻成一体，作为进攻的屏障，也很奏效。更有的因城墙坚固，天寒地冻，无法攻进，便用柴草加牛黄把墙外的土地烤化，从墙下挖洞。
绺子无论大小，都干绑票的勾当。因为绑票勒索是一种可靠的方式，它有三个明显的好处:一是这种方式基本上为受害者所接受，因而风险较小；其次，抢劫的赃物很难处置，而绑票的家人肯定会赎出受害者；再次，绑票可以移动，在绺子迁徙时易于带走。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这里面很有讲究，并不是想绑谁就是谁，调查清楚哪一家是不是有足够的钱财值得冒风险，是很重要的。土匪有时候也讲条件，“先礼后兵”。在绑票之前，先摸准哪家有钱财，哪家有何靠山。然后，便送张条子去“开借”（写信索取钱财）。根据对方情况，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光洋。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便以礼相待，甚至与这户人家套关系交朋友。如果事主不借钱财，甚至引领官兵前来围剿，便乘其不备，率众匪前来烧杀掠抢。在一般的情况下，各绺子总是优先考虑那些有油水可榨的富裕大户，但是绑这样的票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到了土匪活动频繁的季节，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堂都有家丁接送，当家掌柜的也不轻易出门，有什么事都让伙计去办。如果有要紧的事非要出门不可，也都带上保镖。这样一来，使得许多实力弱的小股土匪只能望而却步，弄不好就会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这样，许多中小户人家便成了土匪绑架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虽然有些家产，但还达不到雇保镖的能力。
绑架的对象可能是年幼的小孩子（匪话称为“抱童子”），待嫁的少女（要求当天赎回，过了夜婆家就不要了，故而匪话称“性票”），要么是有相当知识文化家庭的小姐，因为这类人要比来自传统家庭的妇女更有可能交赎金。如果当家的是个大孝子，土匪就绑架老太爷或者老太太。也有的土匪绑架全村或全保的主要人物，如保长、村长，由全保或全村筹付赎金。土匪最有可能绑架的还是当家的、掌柜的。因为一来他是这家的顶梁柱，全家生活来源全靠他，不把他赎回来，日后也没法生活；二来当家的或掌柜的是一家之主，说话算数，信传到家里见效快。总之，土匪在揣摸肉票及家人的心理方面算得上绝顶聪明，决不会为绑一个值不了几个钱的肉票而冒风险的。
绑票到手，“秧子房”（专门关押人票的地方）要养票。首要的是要把肉票看牢看严，防止跑掉。然后是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给票主施加压力，痛痛快快按绺子开出的价码赎票。
土匪有个很损的折磨肉票的办法，美其名曰，“熬鹰”。这种方法常常在匪徒行走、转移的途中使用。当土匪队伍停下来的时候，“秧子房”掌柜的会迫令所有肉票围在一堆火旁坐下来，然后取出一个拨浪鼓或铃铛之类带响的东西，逼迫肉票每人摇五下再传给下一个，依次类推，一圈儿又一圈不停地摇下去，传下去。如果谁偷懒打盹儿，铃铛传到他那里没了响声，立刻会挨土匪一棍子，不得不强打精神继续摇。这就叫“熬鹰”。如此煎熬法，个个精疲力竭，即使让其跑也力不从心了。据说有的肉票熬得实在受不住了，摇着摇着便一头扎进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土匪还有一种折磨肉票的方法叫“骑墙”。就是把墙凿穿个洞，将肉票锁在墙内，而将其一只脚由墙洞伸出，用木锁横锁着，使肉票不能进退也不能转移。
最绝的折磨肉票的方法叫“戴眼镜”。就是用膏药或胶水将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动不得，跑不掉。天长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双目失明，赎回家时已是残废人。
残忍成性的土匪们常以折磨虐待肉票为乐趣，拳打脚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饭，还想方设法从肉票身上寻欢作乐。有的绺子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在乳房上系两个铃铛，强迫其去做面条，铃铛晃动乱响，众匪们则赏心悦目，把这种面条叫做“响铃面”。
在一般情况下，土匪不会把肉票无限期地养起来。因为他们流窜时得带着肉票走，这是挺麻烦的事，所以他们希望尽快出手。土匪对那些长期无人来赎的肉票，随着活动淡季的到来，都要处决，而不是释放。这样做虽然残忍，但对土匪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袖绑者的家庭尽快出资赎票，否则他们会抱有将来被释放的幻想。处决所有的剩余肉票，便断绝了任何其它门路。在一定的意义上，土匪可谓是成功的心理学家。
但有的时候，对更重要的肉票，他们都舍不得“撕”，转移时也带着。1930年，“金山”绺子绑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才4岁，“花舌子”送去37封信，他家也不来赎。他家是个老太太当家，极其吝啬，说∶“孩子还小，长大也不知道是个葫芦还是个瓢，不赎！”可“金山”绺子又舍不得这个票，反正孩子也小，就让一个老匪缝了一个大皮兜子，把孩子装在里面背着。几个月过去了，两人也有了感情。后来那家人家真不要这个孩子了，老土匪竟收下这孩子为干儿子，这孩子认老土匪为干爸了。
有些舍不得“撕”的肉票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转移，屁股都让马背铲烂了，大腿里生了一堆一堆的蛆。土匪留着这些人质，既怕他们死，又舍不得给他们用药，于是常常用火烤肉票腿上的蛆。被火一烤，肉票疼得拼命嚎叫，爹一声娘一声的，令人目不忍睹。
如果绑票目的是为了钱，就要设法通知家人赎回去，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旧时代没什么方便通信手段，一般由受害者和匪帮内精通文字的人写信，找“花舌子”送信上门，约定日期、索价，带足赎金到某地点赎票。届期不前来赎票，若绑的是小孩，就砍掉其一个手指，装在信内送到被绑孩子的家中。再约定赎期和地点，促使其家人前来赎票。届期再不前来换票，就再砍掉小孩一指，再去送信，直到砍掉五指。土匪这样做，是为了促使人恐惧，促使其他被绑票人的家中前来赎票。赎票价码一般由土匪开，他们遵循的原则是:一要榨出最多的钱，二要留有余地，三是打出讨价还价的部分。价码过高，票主家拿不出钱来，横下一条心舍命不舍财，匪首前前后后的心思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价格过低，捞不到大油水，白忙活一回，也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买卖。 只有出个不多不少的价，才可靠，这也全靠“花舌子”的本事了。
“花舌子”凭着一条三寸不烂之舌，把死马说成活马，将烂草说成金条，对票主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常常能让票主家按他的意见去做。见了票主家往往说∶“你家摊上事了，我也挺同情。不过你家也要想开，把人赎回来是大事，有了人不怕没有钱，好歹这是一条命。再者说了，这是你们的当家人，古语说得好，家有万贯，主持一人，不能不去赎。”末了，眼睛里果真流下几滴泪珠来。反正，大凡绺子绑到票，不捞足捞够是决不撒手的。
赎人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事，小户人家自不必说，一般中等人家摊上这种事，不倾家荡产，也得大伤元气，几年翻不过身来。就是大户人家也难以招架这种打击，有的人家往往从此一蹶不起，走向下坡路。更糟的是，财产全搭进去了，可赎回的亲人也早已被土匪折磨摧残得伤痕累累，甚至终身残疾。
土匪入伙仪式黑话叫“挂柱”。挂柱一般分保人保举和自己投靠两种。保人保举相对简单些，这个保人一般和土匪比较熟悉，保举时要有个字据，交土匪专人保管，写明被保举人的来意，愿意“走马飞尘”、“不计生死”等字样。对没有保举人、自己提出“挂柱”的人，则要经过严格的盘问，首先要试来者的胆量，匪语称之谓“过堂”。“过堂”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叫来者在头上顶个葫芦或酒壶之类的东西，让他朝前走，不许回头。当走到百步之外，土匪头子突然举枪射击，将葫芦或酒壶类的东西击碎。随后，土匪头子便命小匪去摸来者的裤子，看他是否尿湿了裤子。如果尿了，说明胆小，当不了土匪，就把来者轰走。如果未尿，则可进行正式的入伙仪式。
另一种考验的方法是陪着土匪出去抢劫，或者不给他枪和刀让其去“踩盘子”、“望水”、打探情况。如果干得很出色，就会向大掌柜的汇报说:“这人骝过了（考验过了），还算顶硬（能挺住、胆大）！”经过考验后，就进行拜香入伙仪式。拜香时，想“挂柱”的人要插19根香，其中18根表示18罗汉。19根香要分5堆，前3后4，左5右6，当中插上1根。一切准备完毕，来“挂柱”的人双腿跪下，发誓道:“我今来入伙，就和弟兄们一条心，不走漏风声不叛变，不出卖朋友守规矩。如违犯了，千刀万剐，听大当家的插了我！”这时，大掌柜的发话了:“都是一家人你起来吧！”然后领着他去拜见匪队中的“四梁八柱”首先见的是“炮头”。“炮头”告诫:“强中更有强中手，你的枪法还得练。每天早点儿起来，别踏被窝子。到你的卡子时精灵点儿，你要及时，生命都在你这儿了。”话毕，叫人给拿子弹和枪。接着见的是“粮台”。“粮台”告诉:“我们在外追风走尘的，不易呀！啃窝（吃饭）时别挑肥拣瘦的，东西少了大伙分着吃。你听说过孔融让梨的典故吗？要好生学着点儿。”然后派人给拿套衣服或被子之类的东西。
接下来见的是“水香”。“水香”说的是一些注意事项。最后，见过土匪众兄弟，“挂柱”入伙的仪式才算完成。
参加入伙仪式后，一般不能退伙。但是，如果土匪的爹娘、老婆孩子在家里出了大事，一定要让其回去，还是可以退伙的。这在土匪中叫“拔香头子”。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入伙时拜香起誓，现在要退伙，就得把香拔掉，土匪退伙也有仪式。这个日子一般选在阴历的十五。退伙匪徒在夜晚的空地上插好香，插法和“挂柱”时相同，也要插19根，插的数字还得是前3后4，左5右6，中间插一根。退伙的人跪在中间的香柱前，口中念念有词:“十八罗汉在四方，大掌柜的在中央。流落山林百余天，多蒙众兄来照看。今日小弟要离去，还望众兄多宽容。小弟回去养老娘还和众兄命相连。有窑有片弟来报，有兵有警早挂线。下有地来上有天，弟和众兄一线牵。铁马别牙不开口，钢刀剜胆心不变。小弟废话有一句，五雷轰顶不久全。”每说一句拔香一根。19句说完了，香也就拔完了。如果说得流利，把众匪逗乐了，大掌柜的便站起来说:“兄弟走吧，啥时候想‘家’再回来‘吃饭’”！。如果说得疙里疙瘩、吞吞吐吐，众匪听了没有笑声，则会被认为不上路子，便会让欲退伙的人自己选择死的方法。
当然，大多数欲退伙的人，只要有正当理由，还是能退出的。不过，退伙难于入伙，土匪中就流行这样的话:“挂柱容易，拔香头子难。”土匪入绺子之前一般都请教老匪指点“拔香头子”的全过程。如果不清楚“拔香头子”的全过程，就不能轻意去“挂柱”入伙，怕“挂”了以后就“拔”不出来了。
圆梦与占卜是匪帮中经常进行的迷信活动。土匪的生活是堕落的、残暴的和血腥的，同时也充满了艰辛、恐惧和危险。在悲喜无常、生死不定的情况下，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生死由天，吉凶是命。要对危险生活下的变态心理进行调整，只有借助于圆梦、占卜一类的迷信活动。绺子里的众匪们特别重视做梦，往往根据梦里的内容来决定第二天是否出击，甚至用以判断匪帮的前途。
土匪们特有的生活处境，使他们更强烈的想预知自己未来的命运，以求趋吉避凶。这样，便需要有一个精通天相、八卦和风水的军师来担当占卜的重任。军师在绺子中叫“翻垛的”，是大掌柜的参谋，此人必须有文化，又精通天文地理和八卦行文、会看生辰八字等。遇有绺子大事，如绺子应压在哪儿，应否出行破窑等，先由大当家的摆香案，再由“翻垛”先生占卜，推演休、生、伤、杜、死、景、惊、开八门。“开、休、生”三字为吉，其它五门为凶，行动时择吉避凶。此外，还有纸牌摆八门，八张牌表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方向。其中一张牌代表“开门”，在哪个方向找到这张牌，就向哪个方向出击。空中飘手巾也是一种占卜方法。将手巾四角叠起，平托于掌中，嘴里念着:“十八罗汉各位神仙，给俺指条明路。”说完一抛，落地角开的方向可以行走。扔帽子也是一种占卜的手段。即先把帽子的某一方向定为“开门”，念过口诀后将帽子一扔，落地后“开门”的指向就是行动的方向。“点香堆”是绺子用的又一占卜方法，在东南西北埋上四堆土，各插一支燃烧的香，哪个方向先燃完，就朝哪个方向走。观星相是“翻垛的”最常用的占卜套路，据此来判断吉时凶向，并决定如何行动。常用的口诀是:“一七艮上有可移，口舌是非步步逼；三九兑上有横事，祸伤人亡要当心；五十一坤必要死，毕星查辰有救星；六十二坎准得伤，钱财不旺人有灾。”看风水也是“翻垛的”惯用的占卜之术。就是察看住所、营地等周围的地理环境，诸如山川、河流的走向等，对“主凶”者加以变化，以祛凶求吉。圆梦与占卜，是土匪惊恐、变态的心理反映，他们把烧杀劫掠的行动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以此来掩饰自己对不可预知命运的恐惧，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生命进程的关心。至于这是否灵验，或许只有天才知道。
土匪除了进行圆梦和占卜以外，在言语和行动方面也有许多禁忌。
先说言语禁忌，它是指说话涉及神圣事物或在神圣场所和神圣时间时要避开不吉利的语言，禁止用亵渎的言词，遇到犯忌讳的词语要用别的词来代替。如“梦”，暗示黑夜到来，是令人烦恼的不祥之兆，要用“冥”或“黄梁”代替。“虎、狼、牙”也是不吉之词。匪话把官府比作"“虎口”，落入虎口者自然难以生还。“狼”的禁忌或许因为土匪习惯上把政府军称为“黄鼠狼”。另一方面也确实害怕山地和草原上出现的真狼。“牙”与“衙”同音，使他们联想到官兵的攻击。因此，在使用“虎”、“狼”、“牙”这些词语时，便用“海嘴子”、“裂嘴子”、“折刀子”来表示。“灵”、“鬼”也要避免提到，因为“灵”、“鬼”与死亡相连，易使土匪想到随时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或者招来被他们残害的幽灵的报复。而“灵”与“囹”、“裂”音同或音近，使他们联想到监狱和车裂的刑罚。“谢”与“卸”、“猪”与“诛”、“睡”与“碎”、“饺”与“绞”也是同音字，都容易让他们想到处死罪犯的刑罚——大卸八块、诛戮、碎尸凌迟、上绞刑架等，大不吉利，不可乱说。甚至连“吃饭”和“喝茶”也犯忌，因为“饭”与“犯”、“茶”和“查”同音。为了避讳这些词语，他们就把吃饭叫做“上传子”、“啃富子”、“填瓢子”。喝茶称为“上清传子”、“富海”、“受苦莲子”。饺子叫做“漂洋子”，睡觉称作“搪桥”，杀猪称作“搬浆子”等。其绑架活动不叫抓、捉，而叫“架票”。杀人称“放”，受伤叫“挂彩”或“帖金”，拒捕叫“扑风”，被捕叫“失风”等。此外，土匪还忌讳在言语中直接提到敌人，他们把地方官吏叫做“古子”，士兵和警察称作为“蚱蜢”、“兔子”、“冷子”、“风”，衙门和警察局叫做“威武窑”，监狱称谓“快窑”等。在匪帮中行走做事，要非常注意这些言语禁忌，否则就可能遭来杀身之祸。比如，土匪把事情失败叫做“过了河”，死亡叫“过了桥”，而真正的过河与过桥则忌讳说出，称之为“过坎”。威虎山匪首“座山雕”有一次下山抢劫，新来的马夫不懂规矩，行至二道河桥头时马夫说:“山爷过桥了！”“座山雕”闻听此言大怒，回身一枪把马夫击毙了。
再说行为禁忌。吃饭时筷子必须平放在桌子上，不能架在碗沿儿上。因为它像枪管指着对面的人，又像某种酷刑的姿势；筷子也不能斜靠着碟子，因为它像一个人等候处决的样子。掰开的馍口不许冲着别人，因为这像被捕之后“对口供”。馒头不准横切，横意为“横死”，容易联想到刀刮和凌迟的严厉刑罚。鱼只吃一面，禁食鱼头和鸡头。鱼吃两面要翻身，意谓“翻船”。这本是船家的忌讳，传入匪帮中意指行动失利。鱼头和鸡头，象征绺子大掌柜的人头，失去则帮乱人亡。夜晚禁吹口哨，以免招鬼进屋，带来厄运。伏地叩头也不允许，这使众匪联想到下跪投降，或被捕后伏身在地等待砍头的情景。双手交叉在背后也被禁止，因为这好像被捕后的五花大绑。撕扯和打碎东西更是匪中大忌，这使众匪联想到五马分尸等酷刑。绺子中特别忌讳撒网，张网捕鸟的人若被土匪碰见，很可能立即招来杀身之祸。因为网会使众匪联想到出去打劫有自投罗网的危险。出去抢劫的时间也有许多忌讳:“丑不南行酉不东，求则望喜一场空。寅辰往西主大凶，病人遇鬼邪害在。亥子此方大失散，鸡犬做悦事难成。巳未东北必不通，三山挡路有灾星。卯时西北不成行，文生下马一场空。逢戍不上巽中去，口舌是非有灾星。”
在北大荒的土匪群中，以合江地区的土匪最为猖獗。合江地区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地形相当复杂，高山、密林、江河、沼泽交织一起，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水泊沼泽齐腰没膝，许多地方人畜不能进出，只有冬天冰封时才能通行，被人称为“天高皇帝远，有枪便是王”的没人管的地方。
伪满时期，合江地区的土匪大部分投靠了日寇，当上了伪满的军官、警察、特务。日本投降后，这些土匪为了逃避人民的惩罚，趁机打出保家自卫的旗号，纷纷拉起队伍，自立为王，占领城镇，各霸一方。合江地区大部分城镇交通都被这些土匪所控制。
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先遣力量到达合江，东北局增调部队剿匪，选派得力领导加强合江地区根据地的建设，著名作家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就是描写共产党的剿匪部队与土匪武装进行殊死斗争的一个缩影。
却说威虎山匪首“座山雕”被共产党的剿匪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只好率领残兵败将逃回老巢威虎山，惶惶不可终日。回想起自己一生的奇遇曲折，心中不免感慨万千，总想找个算命先生问卜前程。
转眼已是旧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了。喝完辞灶酒，“座山雕”化装成跑山货的老客，在杨子荣的陪同下，来到柴河镇。见前方的街上围拢一群人，似在做什么。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个道士在街上摆滩算卦，心想，真是天随人愿，我想算一卦的当儿，就遇上了。便探询道:“先生算算我还有多少寿辰？”那道士看了看他的手相，又掐指算了算说:“只要大年三十夜晴，则可延长寿命12年；如果不是，则应赶快筹办后事。”说到这里，只见“座山雕”瞪起了眼珠子，正要发作的当儿，杨子荣赶忙打圆场，拉起他就走，边走边对他说:“世人命运皆有天数，只要来到人间后生辰八字一定，那他这辈子命运也便定了！”“座山雕”来了兴趣，忙问:“要是有个人与我的生辰八字相同，那威虎山岂不是有两个山大王？纯粹是胡诌八扯，我不信！”话虽这么说，“座山雕”眼珠子一转，常言道，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我倒要看看，方圆百里的威虎山有没有和我“座山雕”生辰八字相同的人。他一声令下，让传令兵即刻告知山里山外的山民，查找与自己生辰八字相同的人。杨子荣没想到“座山雕”竟叫起真来，知道这下子要有人祸到临头了。结果在威虎山下的前刁翎真找到了这么一个人，此人很快被带入威虎山的威虎厅了。“座山雕”一看， 这是一个干瘪老头，腰驮背弓，脸色灰黑，但却精神头十足。“座山雕”乐了，对杨子荣说:“老九，此人难道也是山大王的命？”杨子荣没有立即回话，走过去问老头姓甚名谁，是做什么的。老头答道:“本人姓王，在山里以捕蛇为生。咱威虎山山高林密，大小蛇成群，我已走遍威虎山的大小山头39座，捉蛇800多筐，算起来大约有……”说到这里，杨子荣赶忙抢答:“10多万条！”“对，足有10万条！”老王头很是吃惊，连连点头。
杨子荣又转身对“座山雕”说:“山爷，此人也是王者之命。不同的是，山爷是山大王，他是捕蛇王。他捕蛇走遍了威虎山的39座山头，捉蛇100多筐，共有10万多条；而山爷掌管的威虎山寨恰恰也是39座山头，800多个村屯，共有10多万山民，两者完全吻合。“座山雕”听罢心里犯起了嘀咕:“还真有这么巧合之事？”不觉心生烦恼，说道:“如此看来，我的阳寿也该和他一样了？我倒要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回事！”随即大手一挥:“来人哪，把这老头拉出去砍了，我倒要看看若是他死了，我是不是也活不成了！”说到这里，杨子荣急忙上前拦阻:“山爷，万万使不得，人命关天，切不可逞一时之气呀！”“八大金刚”见“老九”这般说，也都齐刷刷地上前求情。“座山雕”见自己犯了众怒，只好说:“也罢！”说完气哼哼地甩袖而去。
回到住处后，“座山雕”余怒未消，心想，什么天命难违，我非要杀掉那个捕蛇老头，到时候看你“老九”还有什么话说！他当即唤来心腹“独眼龙”，命其率领几个弟兄下山，立即取回来老王头的人头。“独眼龙”得令，急忙去了。
再说杨子荣把老王头带下威虎山后，叹道:“都怪我一时多嘴，引来这场无端祸事。我已替你备下快马，你快快逃命去吧。这里有个袋子，里面有盘缠和3个便信，危急时你可依次拆开看，能否保住性命就看你的造化了。唉，要是你身遭不测，‘座山雕’怕也就气数尽了！”
老王头早吓丢了魂儿，道谢都来不及，接过杨子荣的布袋立即打马飞奔。刚逃出3里远，只听后面马蹄声声，回头一瞧，尘雪飞扬，“独眼龙”带着匪兵追上来了。眼见着匪兵越来越近，老王头记起杨子荣的话，急忙拆开第一封信，里面有张纸条，读完后他禁不住惊叹一声，连忙打量身下这匹马，只见它通体雪白，只在头顶上有一小撮黑毛，十分醒目。老王头抓住黑毛用力一揪，只听胯下马“咴咴”地一声长嘶，如霹雳雷鸣。再看身后那些追马，全都趴下了。“龙驹！”老王头脱口而出。他从戏中看过，努尔哈赤骑的就是这样的一匹“龙驹”，危急关头曾屡屡救了主人的命。本以为这是一个传说，没想到今天能亲眼见到！趁着追匪人仰马翻的当儿，老王头打马如飞，转眼逃得无有踪影。
到了傍晚，老王头已是人困马乏，跑得又累又饿，正在慌不择路之时，猛然间见前面有个客栈，便急忙上前敲门，说自己是过路的山客，想讨碗饭吃，顺便歇歇脚。掌柜的是个彪形大汉，黑脸浓眉。他将老王头迎入栈内，好酒好饭地招待。正吃喝间，猛听外面人喊马嘶。老王头想，坏了，匪兵又追来了。他连忙打开第二封信，看完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冲掌柜的连连叩头:“郑司令救命啊……”掌柜的大吃一惊，忙扶他起来，问:“老人家请起，有事但讲无妨。”
当下，老王头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掌柜的听完竟气得二目圆睁，“哇哇”大叫:“好个‘座山雕’，抢占了我的地盘不说，就连寻常百姓也不肯放过！老人家放心，我一定替你做主！”
原来，这客栈掌柜的不是别人，正是“座山雕”当年拉杆子时的拜把子兄弟“郑三炮”。“郑三炮”在威虎山一带的土匪中赫赫有名，为“座山雕”扫平威虎山山头立下汗马功劳。没想到“座山雕”刚坐稳威虎厅的瓢把子，就因一个妓院的“赛牡丹”和“郑三炮”闹翻了脸，把“郑三炮”驱逐山下，不得不另立山头。
“老人家，你躲在屋里别出来，我自有办法应付！”说罢，“郑三炮”拽出腰间的盒子炮，怒气冲冲地走出院门喝道:“何人在此吵闹？”“独眼龙”一见是“郑三炮”，连忙下马跪拜。“郑三炮”冷哼一声:“你带人夜闯客栈，意欲何为？”“小人追拿一名逃犯至此，恐他误入客栈，一时搜捕心急，不想惊动了郑司令。”“那我来问你，你追捕逃犯可有手令？”“只有山爷的口谕，并无手令。”“大胆！”“郑三炮”一扬手中的盒子枪:“你既无手令，竟敢到我的地盘撒野，快点儿给我滚！”“独眼龙”虽然到威虎山入绺子不久，但早就听说“座山雕”和“郑三炮”为争一个妓女打得不可开交，自己要稍有不慎，惹恼了“郑三炮”，他的盒子枪可不是吃素的。但“座山雕”交待的事情又不能不办，思索片刻，即令小匪们在此守候，自己则快马加鞭回威虎山讨要手令。
再说老王头怕连累了“郑三炮”，等“独眼龙”一走便起身告辞，沿着山路往林口方向逃奔。没跑多远，身后马蹄声遥遥又起，老王头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哆嗦着手摸向最后一封信，心想，这次再逃不出去，便活不成了。
看完信后，他策马拐向正东，傍晚时分，前方出现一座山神庙，老王头不禁叹道:“九爷真是料事如神！”老王头进入山神庙，见破庙已年久失修，便来到大堂中那尊山神像的后面，用手一敲，声音清脆，果然是空心的。他推开暗门，猫腰钻进去，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进山神的肚里。
这座山神庙说来与“座山雕”有缘，曾屡屡庇佑于他。当年与“郑三炮”大打出手时，被“郑三炮”的弟兄们追得无处可逃，就是躲进山神的肚子里，才逃过劫难的。“座山雕”当上威虎山的瓢把子后，本应感恩图报，重修庙宇，再塑山神金身才是，可“座山雕”怕自己当年那些不光彩的事被众匪们知道，于是下令驱散道徒，灭掉香火，这才导致山神庙的衰败。
老王头刚藏好，“独眼龙”带着人马便追了进来。众匪在庙里庙外翻了个遍也未发现蛛丝马迹，正待离去时，猛听山神像内发出“啊”的一声惊叫。原来铜像内住着一窝老鼠，爬到老王头的身上，他猝不及防，顿时叫出声来。这下子可坏了，让“独眼龙”听见了他的叫声，将他从铜像内揪了出来。
自打“座山雕”听说共产党的剿匪部队已进入威虎山后，他不敢掉以轻心，令杨子荣指挥众匪严加防范，不得有误。眼看着已近年关，年三十的“百鸡宴”也不能耽误，于是，“座山雕”又令杨子荣当上了“百鸡宴”的执行官。杨子荣又是忙于防共军的偷袭演习，又是紧锣密鼓地筹备年三十的“百鸡宴”，待一切布置停当后，年三十的除夕夜也就到了。威虎山外点明子，威虎厅内点灯笼，山里山外一片灯火通明。孰不知共产党的剿匪部队循着威虎山的灯火，早已摸到威虎厅的四周，杨子荣来个里应外合，将威虎山的众匪一网打尽。活捉匪首“座山雕”之时，忽听一小匪来报:“独眼龙”已经取回老王头的首级，正在威虎厅外听命……此时正是一九四七年的年三十夜。杨子荣看了看雪花飞舞的天空，猛地想起腊月二十三那天，“座山雕”算卦的那一幕:只要大年三十夜晴，则可延长寿命十二年。如果不是，则应赶快筹办后事。想到这里，杨子荣微微一笑:“看来，共产党不但顺应了民意，也顺应了天意呀！”
谢文东、张雨新（张黑子）、李华堂、孙荣久4支顽匪在合江地区势力最大，人称合江“四大旗杆”。
1946年11月初，贺晋年司令员和三五九旅潭友林副旅长带着合江的骑兵，从依兰渡过牡丹江，沿牡丹江西岸溯江而上，进剿到四道河子。李华堂、杨海清两匪又蹿到江东，在石砬子与我十四团、八团接上了火。土匪受重创，向东边的大山遁去。我骑兵团八团一营骑兵大队，十四团一个营的兵力沿着土匪逃遁的路线追剿，渐渐走进原始森林中。两三人合抱的大树，密密匝匝地遮住了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也挡住了追兵的进路，有时必须侧身而过，路也不能辩认了。地上铺着一尺多厚的腐朽落叶，土匪走过后，不再像草甸子上一样留下一条痕迹。但十四团有一个李华堂的降兵，他竟有一套像猎犬一样的本领，把树叶拨开，擦一根火柴（这时森林外是霭然暮色而森林里已是漆黑了）就可察知士匪是否曾经在此经过，他成了剿匪部队理想的带路人。穿草甸子时，每个人的鞋都湿了，到下半夜，脚上都裹了一层薄冰。黎明之前下了霜，山坡的树叶更滑，时时有人滑倒。天明到寒葱河时，终于找到了土匪的落脚点。他们像惊了枪的兔子，刚一接上火就逃得没有踪影了。杨海清把他负了伤的姨太太也扔下不管了。土匪能往哪个方向逃蹿呢？按常理推测，应该是往东去，因为往东的回旋余地更大些。我们的向导拨开树叶一看（土匪的术语叫“拨踪”），发现李、杨二匪往西蹿回去了，部队立刻也转向西莲花泡。300米宽的牡丹江，冰冷冷的横在追兵的面前，勇士们毫不迟疑地策马跃水，旋风般地卷过牡丹江面，一上岸，寒风一吹，都成了冰人冰马。但是刻不容缓，眼看着就要追上土匪了，战士们豁出去了，一阵风似地扑向西莲花泡。
从俘虏那里得来情报，李、杨二匪和他的残兵败将六天六夜只睡了一次觉，经过村屯时，慌慌忙忙吃点剩饭就走，不敢稍作停留，现在刚钻进山里。部队在西莲花泡烤干了衣服后，贺司令立刻发出战斗命令:“必须坚持追击，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贺司令员、谭副旅长把兵力分散开，沿牡丹江西岸的二百里内，各大小村庄都安上据点，把东面山口封锁起来，北面的唯一出口——陈家梁子也部署了兵力，机动部队（即搜山部队）布置在南面。西面似乎是个漏洞，但却是茫茫的大森林，土匪插翅也飞不出去。不久，谢文东股匪真的极其狼狈地钻进瓮中。
贺、谭果断地作出搜山的决定。于是，骑兵们下了马（因为马进不了山），还有八团的一、二、四、五、六步兵连也都带着五天的粮食分路从夹皮沟、四道河子进山了。
茫茫的林海，狭狭的视野，去哪里追土匪？简直是大海捞针。兵民是胜利之本。山里的猎人们听说大部队进山剿匪来了，都主动当向导，颇有经验地指点迷津:哪里有乌鸦群叫，哪里便曾经住过土匪。因为那里有土匪吃剩的腥臭的马骨头、马皮和肠肚。哪里有烧过的炭火，哪里便曾经有土匪逗留。因为土匪在那里曾经烤过马肉，而且还可以从灰烬的热度、马肉的臭度、马粪的湿度来判断土匪逃离了多久。
应用这种独特的方法，剿匪部队发现了好几处土匪的密营（用树木和干草搭成的临时窝棚）和秘密仓库（把粮食藏到空心树里），都将其一把火烧掉，这就逼得土匪只能把马肉当唯一充饥的粮食了。马肉比牛肉更难消化，吃多了马肉，最初是拉稀，最后都是拉血。吃不上盐，他们觉得周身无力，走路抬不起脚步，一天连滚带爬地只能走10来里路。走5天的路，剿匪部队一天便赶上了。
土匪在山里吃了马肉光拉血，便企图下山抢粮。从五道河子下山，去抢五虎嘴子，却被我守卫部队打回去了。他们知道往北走30里地，有个小屯叫能能沟，只有一户人家，便去那里抢粮食。可是做梦也没想到剿匪部队在那里驻了一个排，又把土匪打回去了。
土匪只能在山里东躲西藏，吃了马肉光拉血，想着粮食干瞪眼，军心动摇起来。无奈之际谢文东又放下拐杖，拿出算卦的老把戏，从怀里掏出卦书看了看，苦笑着对部下说:“好了，3天就可以封江，我们又可以过江东啦！”谢文东的一切行动都取决于卦书，如作战与否，走哪个方向吉利，都要问一卦。而这一次闯进我军之围剿圈儿，部下对他的卦开始怀疑起来: 3天以后，江面竟然没封上，部下更不信他的了，三三俩俩地向剿匪部队投降。
根据这种情况，我剿匪部队加紧了政治攻势，派了多个老乡去说降，即时就有一个营的土匪来投降。谢文东气得火冒三丈，抓住两个劝降的老乡，绑在大树上要枪毙。他想杀鸡给猴看，以此法来稳定军心。正在紧要关头，我搜山的部队赶到了，一个手榴弹掷过去，掉在火堆里爆炸了。谢文东莫名其妙，气汹汹地责问部下:“谁的子弹掉在火里了？”话还没说完，我军的机枪发言了，打得土匪抱头鼠窜，谢文东再也收不拢残匪了。那一夜，三五成群来投降的不算，光大股的降匪就有四五起。降匪们因多少天来烧野火，烤马肉，手和脸被熏得黑黑的，站也站不稳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给一顿饭吃吧，吃了饭杀俺也不迟！”战士们听降匪这般说，纷纷拿出玉米面饽饽给他们（这是剿匪部队进山时带的粮食），许多人吃了八九个，撑得话也说不出来了。
谢文东被追得只剩下6人了。他本人，他的大儿子、老金（一个朝鲜人）、老杨、马夫及汤二虎（谢子的马弁）。汤二虎真的有些虎，瞪着眼珠子朝谢文东喊:“军长，你投降不投降？我要投降了！”谢文东素来不带枪，怕汤二虎傻气一上来，啥事都能干出来，便假惺惺地说:“二虎，今天你先去投降，替我办好手续，明天拉马带两个饼子来接我！”汤二虎信以为真，先下山投降去了。但是，当他第二天带着剿匪部队搜山时，狡猾的谢文东早已转移，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谭副旅长亲自走访牡丹江沿岸的老乡，得知五虎嘴子与五道河子之间的牡丹江段，每年都先封冻，很可能谢文东就躲在那附近，待机过江。五连副连长被叫到谭副旅长跟前，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找人参的任务！谢文东比人参胖得多，一定可以找得到！副连长李玉清带了十几名战士穿着便衣上了山，在一个树稀的地方发现一座小庙堂，一个胖子正跪在那里求神保佑。李副连长端着枪大声喊:“谢文东，你跑不了啦，赶快投降！”就这样，匪首谢文东被活捉了！
张雨新外号叫张黑子，一是他脸黑得像煤炭，二是他干起坏事心黑手辣，所以老百姓都叫他张黑子，原来的名字却被人们淡忘了。早在日本占领东北时，张黑子就投靠日本人，接受日本特务的训练，充当日军的侦探。后来回到刁翎开了一家酒店，表面上他是掌柜的，实际上是个大汉奸，酒店成了他捉拿抗联战士的情报点。日本投降后，张黑子又投靠国民党，被国民党委任为东北第15集团军中将总指挥。
这个第15集团军的司令部安在勃利县城里，从此勃利人民遭了殃。张黑子没有办法鼓舞军心士气，就让土匪们去抢劫强奸，所有的开支都摊到老百姓身上。当时张黑子手下的“县政府”没有钱，就发行了“勃利流通券”，发了200万元，结果全县发生通货膨胀，流通券成了老百姓手中的一大堆废纸，生活苦不堪言。
张黑子公开挂起反共的牌子后，又把谢文东、李华堂、孙访友召集到一起。张黑子联合谢、李、孙的目的，还是对付共产党，迎接国民党军的早日到来。他得意地对另外三个匪首说到:“我刚从沈阳杜聿明长官那儿来，现在东北的省长、市长都已选齐，只有哈尔滨还在共军手里。杜长官说春节过了就向哈尔滨进军，今天召集各位来议事，就是想把我们四个大军联合起来，共同消灭共军在合江的军事力量！”匪首孙访友发表自己的见解，建议集中力量攻打佳木斯。而谢文东却不同意，认为先攻占依兰、汤原等小县城，然后再围攻佳木斯。谢文东的建议得到其他匪首的支持，一个反革命的暴乱计划在会议上形成了。
1月21日，“四大旗杆”汇集起来的6000多名土匪，从四个方向朝依兰县的重镇三道岗扑来，企图吃掉驻守在那里的合江军区主力部队。张黑子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下了狠心要打赢这一仗，居然换上便衣，亲自跑到三道岗边的树林里抵近观察，蹲了一个多钟头才返回。黎明时分，张黑子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土匪大小40多门炮一齐开火，三道岗顿时火光冲天，整个屯子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机枪开火，马队给我冲！”随着张黑子的命令，土匪手中的轻重机关枪喷吐出火舌，上百名骑兵从山脊跃出，4000多名步兵从四个方向喊叫着朝屯子冲去。
这次攻击准备充分，进攻突然，足见张黑子的“黑”。这时的合江军区司令员是方强，他也是东北野战军中的一员虎将，后来当过 44军的军长。早晨起来，刚准备吃早饭，土匪的炮弹就打来了，房上的尘土震得纷纷落下。方强将饭碗一扔，带领众人跑到屋外，只见几个山头上全是土匪，一队土匪的骑兵已接近到屯头。方强看到土匪势重，但他也知道最后解决战斗还要看200米以内的真功夫，便从容地指挥炮连和机枪连向土匪开火。我军机枪火力迅速形成交叉火网，打得土匪不敢靠前。
片刻，方强把作战参谋叫到身边，命令道:“立即通知骑兵团长，让他们从屯子侧翼冲出去，从后面包抄敌人；命令1营杀出一个连，把土匪的队伍切断。”在我军的前后夹击下，土匪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张黑子气得直跺脚，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很快又被打退了。在第三次进攻时，张黑子将兵力收拢，以连为进攻单位，并派出了督战队。冲锋的匪徒们在督战队威逼下，朝前蠕动着，冲到我军前沿，再次被猛烈的火力压住了。也就在这时，土匪的后侧再度冲出我军的骑兵，只见刀光闪闪，杀声震天，土匪们见状心惊胆战，一哄而散，向四处逃去。张黑子见攻势彻底垮了，只得转回头骑上马跑了。谢文东、李华堂、孙访友也都带着自己的人逃走了。
张黑子在密林中转悠了几天，合并了几股小土匪，又猖狂起来。不久，他又窜回了刁翎。5月的一天，在张黑子的土匪营地上空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飞来了一架飞机。张黑子有些纳闷:小鬼子倒台后，再也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共军是没有飞机的，莫非是中央军的？ 正在猜疑时，飞机降低了高度，银色的翅膀渐渐清晰起来，机翼上涂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土匪们闻声都跑了出来，边看边朝着飞机挥手致意。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扔下一个布袋子，然后飞走了。布袋子很快被送到张黑子面前，他伸手在袋子里摸索出一封信来，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张雨新司令官，你和李华堂司令战斗在敌后，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同共军作战，为党国立了一大功。我作为东北行营主任，代表党国向你们致意问候。交通不便，又没有电报联系，只好派飞机送信。此信有一事相告:5月7日，我亲自乘机到刁翎。你部必须在东门外整修一个简易飞机场，供起落使用。请集中全体官兵进行空中拍照。我要检阅一下大军，去两架飞机，空投一部分武器。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1946年5月5日。”
看完信，张黑子异常喜悦。他转过头兴奋地推一把副总指挥车理珩叫道:“哈，咱们这下子有救了！熊式辉没有把我忘了。明天全部出动，再找些老百姓来修飞机场。”车理珩说:“明天再提早起来搞一下队伍训练，熊式辉来了，咱得给他一个正规部队的样子瞧瞧！”只有参谋长潘景阳慢条斯理地说:“司令，以鄙人之见，不能太大意了。谁能证明这封信就是熊式辉的？共党也有飞机嘛！如果这是共党施的计谋，我们全军集中在平地上，暴露无疑，不是一举被歼吗？”
一番话说得头脑发热的张黑子冷静下来，他晃了晃脑袋说:“我看这样，飞机场还是要修，如果熊式辉真的来了，没有飞机场咋行？防备也是要加强，山上的哨兵多加几个，机场上放一些老百姓一块欢迎，真是共军来了，也不敢一块炸。”
第二天一早，土匪们忙活起来。搞宣传的写了许多标语，什么“欢迎熊式辉主任来我军检查！”“国民党必胜！共产党必败！……”将刁翎的大街小巷贴得花花绿绿。管生活的土匪杀了3头猪、5只羊，还准备了狍子肉。
东门上的飞机场是在一块麦子地上修的。土匪们抓来一些老百姓，用铁锹平整地面，再用马拉碌碡来回滚压，修出一条300米长的跑道。张黑子的司令部也收拾一新，他特意刮脸修面，瞧着镜子里自己又老又黑的模样，不禁有点儿心酸:和共军对抗了这么长时间，真是什么苦都吃了，可是国民党正规军一直不见开来，再拖下去就会把自己拖死。熊式辉要真能来那太好了，参谋长提心共产党设圈套儿，想想不大可能，打了十几年仗，没听说有拿飞机逗人的！
其实，这回就是解放军拿飞机来“逗”他的。那架故意涂上国民党标志的飞机是我合江军区的。1946年，我军刚刚组建了东北航空学校，校址就设在勃利县，飞机是日军丢在东北各机场的旧飞机。我合江军区利用手头掌握的飞机，大胆地设计了诱敌集合实施轰炸的战术。同时，我军地面部队密秘开进，一旦土匪挨炸，即对其实施突袭。
5月7日，天空晴朗，我军两架飞机装上炸弹和宣传单，升上蓝天。升空半小时后，有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掉入山谷，另一架飞机独自飞向刁翎。此时，1000多名土匪和300多名当地老百姓列队站在机场边迎候。张黑子和其他土匪头子们穿戴整齐，仰望天空，等待国民党中央大员的到来。一会儿，天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一架银色飞机出现在蓝天上，许多土匪欢呼起来。张黑子心头一阵激动，飞机果然来了，只来了一架，不可能是共军的。如果共军来轰炸，绝不会只来一架飞机。张黑子长长舒出一口气，也招起手臂朝天空挥舞……
这时我飞行员在空中看到了土匪队伍旁边站立着的老百姓，如果扔下炸弹，肯定会伤害无辜群众，于是他决定不扔炸弹了，只用机枪扫射土匪。主意拿定，他拉下机头朝下俯冲，随即拉动机枪枪机，子弹成串扫向土匪队伍，排列整齐的队伍顿时炸了营，一些土匪当即倒下了。张黑子初见飞机下降，还高兴地直朝机舱内张望，想看看熊式辉的人影。没想到飞机喷吐出火舌，子弹差点儿扫到他。他猛然清醒过来，跳着脚骂道:“妈个蛋的，上了共党的当了，快撤，快撤！”
这时镇外的枪声大作，我围剿大军冲进镇来。张黑子急忙上马，慌得上了两次都没上去，第三次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才爬上马背。土匪大队蹿出东门，又中了我军的埋伏，只好掉头朝河边跑。张黑子的马快，冲出了包围圈儿，逃进深山老林里了。他逃到深山老林后，与另外三大“旗杆”失去了联系。谢文东被解放军捕获的消息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还派副总指挥车理珩去找谢文东。车理珩不但没见到谢文东，自己也被解放军抓住了。在我军的政策攻心下，车理珩答应带领我军进山捉拿张黑子。贺晋年将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了机智果敢的8团5连2排长刘书颜。
刘书颜带领30多人，化装成土匪，带着车理珩在深山老林里一口气走了140里，找到张黑子藏身的窝棚时，却没有发现人影。刘书颜带领战士们继续追击，又一口气跑了60多里，发现前方一个窝棚的烟筒里冒着烟雾，战士们立即包围了窝棚。一会儿，从窝棚里走出十几个匪徒，见刘排长一行都是土匪打扮，并没太在意，走过来问道:“你们是哪个绺子的？”刘排长回答道:“我们是谢文东手下的。”对方又问:“山外头咋样？”刘排长道:“紧着哩，共军到处都设了卡子。”“那你们到这儿来干啥？”“谢司令让我找张司令联系，想到这边背背风。”刘排长接着问:“张司令在哪儿？”土匪们应道:“在窝棚里躺着呢！”刘排长见时机已到，手一挥，战士们一拥而上，将面前这十几个土匪缴了械。
刘排长立即冲到窝棚前拉开了门，见炕上躺着一个人。刘排长喊了一声:“张总指挥，有人找你。”张黑子慢腾腾地坐起，懒洋洋地走出门来，朝外一瞅，见一群持枪的陌生人怒目而视，便知道难以逃脱了，故作镇静地说道:“我的运气不好，你们运气好！”便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1946年12月15日，数万名群众在刁翎举行公审大会，审判土匪头子张黑子。愤怒的群众一面历数张黑子犯下的滔天罪行，一面用棒子打他的头。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专程赶来拍下了这一历史境头。
李华堂，绰号“李老呔”，1886年生于河北滦县，早年曾与陈东山活动在完达山的挠力沟一带，报号“北平”，后与陈东山一起投靠到李杜部——吉林自卫军，在陈东山的九十六团任一营营长。
“九·一八”事变后，李华堂在李杜率部退守依兰时，驻防刁翎。于1932年8月在小土城子一带收拢了地方的大排队和部分山林队，组成了“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李华堂任支队长。初建有700余人，主要活动在汤旺河一带。1935年，李华堂支队得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扶持，部队有较大的发展，转战于勃利、依兰、方正等县。1936年1月，李华堂支队被东北抗日联军总部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九军，李华堂任军长。1939年2月，日军进犯方正县，在陈家子的战斗中李华堂负伤，在送往西风沟密营养伤的途中，被日军俘虏，投降叛变，充当日本特务，残害许多抗日志士及家属，曾为日军辨认过抗日将领赵尚志的遗体。
1945年日寇投降后，李华堂和张文（李匪部的参谋长）在依兰县的土城子、达连河、五家屯一带组织了1000人的队伍，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反对苏联红军。在苏联红军撤走时，抢夺占领了依兰、方正两县的县城，投靠了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1946年10月，各股土匪的主力被合江、牡丹江军区部队和三五九旅部队的连续打击，已溃不成军，土崩瓦解。四大匪首纠集残匪遁入深山老林，妄图长期潜伏，以待国民党到来时东山再起。
李华堂率其残部于10月22日钻进黑瞎子沟，向西逃遁。想凭借其险峻地理环境做最后的挣扎。据此，贺晋年司令员分析了李匪善于避实就虚的特点，认为李匪进山是假，而从南面的莲花泡一带出山是真。于是，剿匪部队决定沿牡丹江岸向南清剿，在土匪可能出山的地方阻击歼灭。并决定依兰县独立团副政委李国秀率领一营守住黑瞎子沟口，以防李匪率部回蹿。
贺司令率骑兵大队沿牡丹江向南挺进。当部队进入四道河子村时，见乡亲们神色恐慌，各家各户的东西被翻腾得满院都是，乱七八糟的。经了解，原来是遭受土匪洗劫，刚刚向西山沟逃走。贺司令员立即率队向西山沟追去。当追至沟里一个小山包时，遭到土匪的劫击，战士们迅速将山头包围，激战中毙匪10余名，俘匪10余名。经审讯得知，这股匪是张雨新匪部的杜芳庭团，匪团长杜芳庭已带几名随从逃走。
下午，骑兵大队到达三道通。这是牡丹江西岸一个较大的集镇，有商号和店铺，比较繁华。当时三道通分西三道通（现三道通）和东三道通（现江东村），两村隔江相望，往来全靠摆渡。当骑兵大队到达渡口时，江边一片沉寂，渡船踪影皆无。据乡亲们说，渡船早让匪徒给毁坏了。
侦察员找来两位渔民，贺司令员忙询问哪个地方可以涉水渡江？渔民将他领到下游一个似小瀑布的地方，指着江心说:“这儿只有两米来深，但水流太急，骑马过江必须走正，稍一偏离就会被水冲进旋涡里，那就危险了。”
贺司令带领战士们成功地涉渡到东岸，在江边燃起篝火烤干了衣服，又继续前进。刚走不远，就听到从石砬子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果然是李华堂想把合江军区部队诱进深山老林，好金蝉脱壳。他见合江军区部队没有上当，便慌忙地择山路欲向南逃窜。但没想到又遇到牡丹江军区部队的拦截。李华堂犹如笼中困兽，拼命想吃掉拦截他的这个营。他派出一百多个匪徒到东江湾的山头，阻挡合江军区骑兵大队的追击。尔后，便亲自带领几百个匪徒向牡丹江军区的这个营扑去。在石砬子和莲花泡、三间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合江军区骑兵大队听到枪声后，加快了行军速度，队伍像一支利剑沿着牡丹江东岸向前飞驰。当部队行至江湾附近的山崖下，遭到李华堂派出的股匪的疯狂阻击，匪徒们想凭借地理优势将骑兵大队赶入江中。贺司令员果断地命令:“司令部的人员和警卫排就地进行掩护，骑兵大队从左侧迂回到敌后，占领那个山头！”他用手指着敌左翼的山峰说:“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我们两面夹击敌人！”
骑兵大队很快占领了那个山峰，从侧翼向敌发起猛攻，毙匪10余名。匪徒们见势不妙，仓惶逃跑。正在指挥顽抗的匪首李华堂，见合江军区骑兵大队奔驰而来，不敢再战，便让匪徒们在山上燃起三堆狼烟（土匪的撤退信号），匪队便向木兰集逃去。洗劫木兰集后，从东山沟翻跃大岭逃往寒葱河屯去了。
合江军区骑兵大队与牡丹江军区十四团一营胜利会师了。接着，三五九旅的骑兵团也赶到那里。三支队伍会合后，力量大增，对彻底消灭李华堂帮匪更充满了信心。
次日拂晓，部队到了寒葱河屯的南山上。向屯里望去，见十几户人家的炊烟升起，屯前的草甸子里有匪兵遛马。“追上了！追上了！”战士们兴奋地议论着，振奋的情绪驱散了一夜的劳困。贺司令员与谭友林副旅长立即进行战斗部署，亲自率领部队向敌侧翼迂回，包抄过去。天亮时，部队还没将土匪完全包围，便被敌暗哨发现。三声枪响，惊醒了匪徒的美梦，晕头转向地四处逃散。合江军区部队追击一阵子，毙匪20余名。狡黠的李华堂想把合江军区的部队引开，便指使匪徒们向莲花泡方向逃去，自己带亲信却向刁翎方向蹿逃。
合江军区部队经过一天的山地行军，半夜时分到了东莲花泡（现莲花村）。可是，匪徒们在抢劫后，已于下午渡江逃往西莲花泡（现江西村）去了。恰好，三五九旅七十一团也赶到那里。两支队伍会合后，决定拂晓时再次渡江。时值11月上旬，气温已降至零下十几度，江水夹杂着冰块，寒彻刺骨。队伍涉江后，被凛冽的北风一吹，竟变成了冰人冰马。
“身披银甲”的队伍进入西莲花泡，捉住了几个土匪。审讯得知，被追剿的土匪已逃进山里。附近仍藏匿着张雨新及其残部，还有被牡丹江军区追剿的谢文东及其残部。
李华堂自从寒葱河漏网之后，带着百余名匪徒向黑背逃蹿。途中又纠集了张雨新匪部的王德平团，乌合之众达300多人，流窜到依兰县三道岗、飘荡河一带骚扰。被依兰县独立团痛击后，又狼狈蹿向刁翎附近山区藏匿。
狡猾的李华堂为缩小目标，活动灵便，把匪徒分成许多小股，让其分散行动。而他只带几十名骑匪，以躲闪战术流窜，出没在山林村屯之间，烧杀抢掠，在群山林海间与剿匪部队周旋。
1946年12月上旬，藏匿在牡丹江下游西岸的土匪已基本被剿灭，剿匪部队继续追剿逃跑到牡丹江东岸的李华堂部残匪。剿匪部队昼夜兼程，穷追猛打，匪徒被追打急于奔走逃命， 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当三五九旅的骑兵团向土城子追击时，只剩下18名骑匪的李华堂，又拼命向大盘道方向逃去。途中与合江军区的部队相遇，李华堂对残部说:“别打枪，你们见到他们就投降，我得先走了。”
下午，李华堂单人匹马地向刁翎溜去。路上被一个农民发现，立即报告给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司令部。值班参谋接到报告，立即派4名骑兵通讯员往刁翎方向追去。紧靠团部驻地的一连战士们，刚搜山回来端碗吃饭，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放下饭碗随后追去。
大盘道附近的山岭尽是灌木丛林，李华堂在山边的小道上狼狈地奔逃着。七一八团参谋等人在后面紧紧地追赶。李华堂却故作镇静地放慢脚步，一声不响地向前走着。七一八团的两名骑兵通信员从山下的草甸子迂回到李华堂的前面，大喊一声:“站住！”李华堂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一手提着王八撸子，一手提着驳壳枪，抬手“叭叭”两枪。两名通讯员被打伤，掉下马来。与此同时，七一八团参谋对准李华堂“叭”地一枪，击中了李华堂的下巴。两名负伤的通讯员趴在地上也向李华堂射击，同时扔出一颗手榴弹，炸伤李华堂的右臂。此时一连的战士们也赶到了。大家一齐动手，把李华堂捆绑起来，押解到马桥屯。又在屯里找到一辆花轱辘马车，将李华堂捆绑在车上，往刁翎押送。
不料车一出屯子马就毛了。车老板子和押送的战士都跳下车，后面押送的骑兵战士催马紧追。惊马将车拖出二里多路，到岭下时翻了车，将李华堂压在车下。骑兵战士追到跟前，把压在车下的李华堂弄出来一看，这个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匪首已气绝身亡。李华堂就这样完蛋了，乡亲们无不拍手称快，互传喜讯。
1946年底，合江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了突出战绩。“四大旗杆”中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先后被三五九旅和合江军区部队俘获，并公审，但余部残匪仍然十分猖獗。为彻底消灭这些残匪，元旦过后，各剿匪部队又开始了对“四大旗杆”中的最后一个顽匪——孙荣久股匪的清剿。
孙荣久，匪号孙访友，是合江一带有名的惯匪。他17岁就当土匪。“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残害我抗日志士。“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又乘机拉起队伍，自立为头目。
1947年1月，三五九旅骑兵团在消灭李华堂股匪后，调到勃利一带追歼孙荣久。在剿匪部队的连续打击下，孙荣久部残匪大部溃散潜逃，只剩下百余骑兵。为摆脱三五九旅骑兵团的追击，狡猾的孙荣久将余匪化整为零，只带着副官彭治彬和一个贴身警卫员向桦南县阎家区一带逃窜。三五九旅骑兵团立即与勃利县委取得联系，要求协助活捉孙匪。勃利县委书记陈郁立即令勃利、桦南的两个县大队各派两个排，拂晓前分别赶到青龙桥和马家街堵截。桦南县长张立克接到命令，随即带两个排向马家街进发，但孙匪已从青龙桥溜进深山。
在离马家街百余里的深山密林中，有一个十分隐蔽的石洞，是土匪的一个联络点，里面储存着食物及用品。孙荣久等3人一口气逃到那里，见追兵已被甩掉，孙荣久仰天舒了一口长气，卸了鞍、给马喂上草，便开始做饭。饭后，孙荣久对彭治彬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哇，这个联络点有吃有喝，又没几个人知道，咱们先好好睡上几天觉，稳稳神，日后再做出山的打算。”
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洞里的粮食越来越少，山外围剿的风声越来越紧，孙荣久有些犯愁了。无奈，只好杀了一匹马。只剩三条马腿时，便被迫下山抢粮食，被当地自卫队打了回去。回洞后，仅剩的马腿也被野兽叼走了。孙荣久孤注一掷，派警卫员下山。一是弄点吃的，二是想法打进工作团内部，以便打探消息，里应外合。原来，孙匪在前几天下山时，无意中发现，他的百余被俘部下都押在马家街，便预谋策反，重振旗鼓。
孙荣久的警卫员走后，孙荣久对彭治彬说:“这里我们不能呆了，得换个地方。”“上哪去？”彭治彬问。老奸巨滑的孙荣久冷笑道:“上猴石山，一旦这小子出了漏子，我俩好有个回旋余地。”
孙荣久的警卫员叫小叶子。他到了马家街后，马上找到了工作团，交出了所带的两支驳壳枪和五十发子弹，以及骑来的一匹快马，然后用花言巧语骗取了工作团的信任。
3月21日，焦急而恐慌地等待着小叶子的孙荣久、彭治彬，在联络地点不见小叶子回来，就再也沉不住气了，冒着风险下了山。二匪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趁着天黑偷偷地摸进马家街，钻进了村东头的老王家。
老王家只有60多岁的老两口子和一个12岁的孙子，孙荣久对此了如指掌，见到老王头劈头便问:“你们这里住着什么部队？”老王头先是一愣，随后镇静下来，慢慢回答说:“是桦南县公安大队的。”“有多少人？”彭治彬紧接着问:“两个排，还押着九十多个俘虏。”老王头边说边用脚暗暗地碰他的孙子。“我要拉屎去！”小孙子嚷着。“拉屎就拉屎，喊什么，快去吧！”小孙子推门一直朝村西头跑去。
当时，桦南县大队的两个排押着孙匪90余部下住在马家街的西头。从村东到村西约有 200多米，老王头的孙子气喘吁吁地跑到村西头，找到县大队的领导说明了情况。两排人立即把住各路口，然后冲进老王家，但孙荣久已经溜了。原来，奸诈多疑的孙荣久见小孩一走，便觉得有些不妙。为防万一，他和彭治彬很快溜出王家，县大队的两个排扑了个空。贫苦出身的老王头为此深感遗憾，在县大队要走的时候，他拉住赖指导员的手说:“我这一辈子吃了土匪许多苦头。我翻身解放有了今天，多亏了共产党和你们工作团。我再三寻思，有件事该跟你们说。你们那里的小叶子是个两头蛇，他当过孙荣久的保镖，过去来过我这儿，我认识他。这次孙荣久还打听他，好像要找到他。小叶子知道我了解他的底细，前几天还跑来吓唬我，让我小心脑袋，别忘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老王头的话，一下子提醒了赖指导员。小叶子到工作团已经半个多月，声称知道孙荣久埋下的枪弹，可几次领着工作团的同志去挖，却连个子弹壳也没挖着。根据老王头的反映和小叶子的平时表现，赖指导员决定向工作团反映情况，建议对他进行审查。
当天下午，小叶子来到住处没等坐稳，王排副就历声喝道:“小叶子，你别装蒜了！孙荣久的保镖你也该当到时候了！”小叶子一看事情已经败露，便哭丧着脸说:“饶了我吧，我都告诉你们。是孙荣久派我来假投降的。让我做内应，和你们看押的俘虏取得联系，等待时机，把你们和工作团一网打尽。”
对小叶子审讯后，工作团掌握了孙荣久经常活动的几个秘密联络点。3月26日早，县大队派出12人押着小叶子，分别坐三辆马车向猴石山进发。时近中午，指导员赖庆桐问小叶子:“还有多远？”小叶子说:“没有多远了，可能还有20里路。”赖指导员想了想，便让马车停下来。大家吃完饭后，便押着小叶子顺崎岖小路上山。为了安全起见，他派了两名哨兵，与小分队保持距离前进。走了大约2里多路，突然发现一行脚印。脚印两旁的雪地上还有个小洞眼，这分明是拄的棍子戳出来的。左边的洞眼小些，是一根小圆棍扎出来的，右边的洞眼大些，每个洞眼都留一个圆圆的小雪橛，这说明是空心棍儿扎出来的。一个人怎么能拄两根棍子走路呢？而且在两根棍的支撑下，脚窝还陷得那么深？再仔细看，脚窝里留下的鞋印也是两个，一个是新胶鞋踩出来的，鞋印新，痕迹深；一个是旧胶鞋踩出来的，鞋印平，痕迹浅。两个不同的鞋印重合在一起，伪装成一个人的。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赖指导员命令两名尖兵:“保持高度警惕，注意隐蔽身体，继续向前侦察，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尖兵沿着那行奇怪的脚印出发了。大约走了1里多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尖兵发现了一个新情况:一行脚印变成两行。一行是新胶鞋印，一行是旧胶鞋印。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过了十字路口，两行脚印又变成了一行，直向一个山坳伸去，大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快步搜索前进。
约摸又走了1里多路，见山腰上有个废炭窑。原来的那行脚印突然变成乱七八糟的一片，使人很难辨别原来的走向。而那炭窑跟前，脚印又一个也没有了。仔细辩认，在水塘边的雪地上，发现有泼洒的淘米水和一个圆形的锅底印。炭印里黑白分明的程度，证明这里最近有人活动。赖指导员断定这废炭窑可能就是土匪的巢穴。杂乱无章的脚印，就是他们在门前摆的迷魂阵。赖指导员立即命令:“停止前进，准备战斗！”
此时，窑内没有一点儿动静。赖指导员迅速布置了战斗任务，派通讯员看好小叶子，派三名战士原地警戒，阻止敌人援兵。派五名战士绕到窑后，切断匪徒退路。没有命令不许随便开枪。
任务布置完后，战士们开始分头行动，赖指导员爬到离炭窑最后的一棵树桩后隐蔽起来。这一切都是悄然无声进行的，但接连两天的急行军和寒冷的气候使赖指导员的嗓子难忍地发痒，禁不住地咳嗽起来。“啪”，一声枪响，子弹在他身边呼啸而过。赖指导员应声向窑里回了一枪，接着双方对射起来了。
原来，废炭窑里的人正是匪首孙荣久和副官彭治彬。他俩刚从勃利一带流窜回来，正躺在炕上睡觉。听到赖指导员的咳嗽声，孙荣久“腾”地跳起来，马上朝响动处打了一枪。赖指导员回的那一枪，刚好在他的脸边擦过。孙荣久自言自语道:“外面的人有两下子，枪法不错！”接着，他和彭治彬向外开枪。
一排排子弹在赖指导员的头上呼啸而过，溅起身边的雪尘，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看了看自己的战友，有些担心，不知窑里有多少土匪，他灵机一动，便大声喊道:“一排包围后山，抓活的；二排到路口警戒，防备敌人援兵；三排把炭窑围起来！”
一排子弹又打过来，赖指导员抬高嗓门:“快把炮架起来，给我轰！”窑后的战士听到他的喊声，立刻甩出两颗手榴弹。随着响声，炭窑门被炸坏，里面的枪声停止了。窑里的人向外喊:“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桦南县公安大队的，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
里面一阵沉寂，双方在无声地对峙着。
孙荣久和彭治彬在里面有些绝望了，为了给自己壮胆儿，孙荣久对彭治彬说:“你顶着，我算一卦，看看咱俩的运气。”其实，孙荣久在捣鬼。他算了半天，才对彭治彬说:“今晚 12点咱俩能打出去，老弟，要坚持住！”
彭治彬听到外面的喊声和“炮”声，不知来了多少人。再加上这几个月的东奔西逃，他早已对孙荣久丧失了信心，就说:“难了，你62岁，我58岁，加在一起就是120岁。他们都是年轻人，两个还没有咱一个岁数大，枪又打得挺准，咱们恐怕插翅也难飞出去了！”说完长叹一声，把枪按在大腿上。“泄气是孬种，挺起来！”孙荣久说着又打出一梭子弹。
赖指导员听里面半天没动静，突然又打出一梭子弹，就觉得里面可能在商量对策，便对着窑门喊道:“你们不要顽抗了，放聪明点儿，快出来投降吧，还能留条活命！”“投降可以，但要讲条件！”里面大声应道。“没什么条件可讲，你要打，我们陪你打三天三夜！”赖指导员回话后，双方又对射起来。
听枪声，里面没有更多的人。于是，赖指导员又向里面喊:“你们投降吧，听你们的枪声，顶多是3个人。你们不投降，我们就围着，直到把你们困死。”停了一会儿，里面扔出一支驳壳枪。“不对，你们至少有四支枪！”里面又扔出一支枪。
这两支枪都是彭治彬的.他扔出枪后对孙荣久说:“司令，咱们不要打了！”孙荣久满脸杀气，默不作声。半天，他慢慢地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就在孙荣久犹豫、彭治彬恐慌的当儿，只见赖指导员“嗖”地跃起，冲进窑内，一脚把孙荣久的手枪踢飞。同时，班长房兴业也带着两名战士冲进来，缴下了孙荣久的另一支手枪。这样，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喊话、对峙、战斗，终于活捉了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孙荣久和他的副官彭治彬。
孙荣久身材高大，但此时已疲惫不堪。他身上穿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旧的日本军大衣，长长的头发和胡子，一脸的灰尘，看上去活像个老叫花子。当他被押出来后，一看总共才有12个人，便气急败坏地说:“我多少大江大河都过去了，没想到在这小小的河沟里翻了船！”赖指导员一听孙荣久不服气的话，便“哗”地把子弹推上膛，指着孙荣久鼻子气愤地说:“你不服？我可以让你跑出300米，3 枪打不上你，我爬着走！”孙荣久这才低低地垂下头，一步也不敢动。
这会儿，对孙荣久唯命是从的彭治彬，为争取宽大，指着孙荣久说:“老孙头，把你的委任状拿出来！”孙荣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无可奈何地掀开大衣襟，撕开一个用布缝成的贴衣兜，拿出一块一尺半见方的白绸子委任状。
此刻是1947年3月26日下午4时30分左右。